我国缓刑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之结晶,是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必需。它为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完善与司法实践提供政策性的指导。

商业贿赂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现行刑法对商业受贿罪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不利于遏制商业贿赂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商业贿赂犯罪产生原因、危害、特点进行分析看,当前应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一步推动刑事立法的完善。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以轻刑化为主的对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号角之下,轻刑化主义思路成了当今社会的主流。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攻坚时刻,特殊人群的犯罪的高发性和社会的矛盾的激化程度已经不容忽视,如何有效减小社会矛盾,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在保障特殊群里权利等问题上,一套行之有效的刑事政策已经显得刻不容缓。但是,在当下的刑事政策中,并没有明确对一些特殊群体的保护的方式和程序,源于此,笔者将对宽严相济地刑事政策之下对于特殊人群的保护的进行了一系列的设想。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罚金刑适用方式研究

本文针对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展开论述,在比较各国适用方式的基础上,对我国的适用方式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如何完善的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衔接与协调

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必将对我国量刑制度乃至定罪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前案多人少、司法资源紧张、司法效率亟需提高的背景下,这一改革具有正当性和紧迫性。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与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不理顺,就容易造成凌驾于宽严相济之上的只宽不严的后果。因此,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应从理念、操作层面、审判环节、执行环节等方面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进一步厘清与既有从宽制度的关系,以实现改革效果的最大化。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针,是在司法领域贯彻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重要举措。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重点要强化法治理念,用好轻缓刑事政策。

浅议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以公安机关为视角

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在新时期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公安机关如何有效发挥其在刑事执法中的作用,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大问题。文章从探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入手,分析了公安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意义,提出公安机关具体贯彻落实的措施。

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探索

一、绪论202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一2030年)》,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夯实了依法治理的根基。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给低龄顽劣的熊孩子带上“紧箍咒”,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加直观鲜明,家庭教育促进法更加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未成年人保护网织得更严更密、工作成效更加彰显。

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

当前司法实践中,审理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着"以危害手段的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判断罪名",追求"以重罪重刑制裁"的倾向。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过程中应该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刑法规范中把握"宽"与"严"的要素;依据"主观恶性强弱"、"不安全隐患的程度"、"主观与客观的综合表现"以及"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确定宽严的尺度。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刑事政策的任务有所偏重,但最终都应该坚守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

“两高”指导性案例的差异倾向及其原因——基于裁判结果变动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都分别发布了指导性案例,其结果倾向值得特别关注,尤其是那些裁判结果发生过变动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更倾向于"轻判",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案例则更推崇"重判"。造成"两高"指导性案例在结果倾向上出现差异甚至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直接的原因是"两高"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何在刑事司法领域内适用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和侧重;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在面对转型社会的复杂形势时,司法机关(即使是最高司法机关)缺乏予以有效的应对措施。虽然这一点决定了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着不少缺陷,但是,仍然应当强调该制度的积极意义,地方司法机关也应当重视对指导性案例的研习和参照。

反思与重构:宽严相济的审查起诉程序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起诉程序中的体现主要是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起诉程序中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不相吻合之处主要是:法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不够周全、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比较模糊、对如何理解证据不足不起诉存在分歧、不起诉制度的适用程序过于繁琐等。建议放宽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将刑事和解制度法制化、取消不科学的检察业务考核指标等以重构我国的审查起诉程序。

建构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发,我国应建构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由于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建构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对未成年人应予以特殊保护,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各国的共同理念。本文认为,我国建构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首先需要在立法方面完善、修改立法规定,其次可结合正在实施的社区矫正制度,寻求制度配合,还应当在我国培育宽容的刑罚理念。

毒品犯罪重刑化的正当性拷问

受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一直面临非常严峻的禁毒形势。近年来,我国在惩治毒品犯罪中呈现出明显的重刑化倾向。毒品犯罪重刑化在中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然而,无论从近三十年的禁毒实践、毒品犯罪侵害公民身心健康的运作机理、中国禁毒工作方针的全面贯彻,世界范围刑罚轻缓化发展趋势,还是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考察,毒品犯罪重刑化的正当性基础均有必要重新加以检讨。

从刑法对法益的动态保护机能考量绑架罪的修正

作为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回应,《刑法修正案(七)》一改过去只强调入罪、强调提高法定刑的做法,而注意出罪和入罪、提高法定刑与降低法定刑相结合,对绑架罪进行了修正。从刑法对法益动态保护机能发挥的视角观察,绑架罪仍存在进一步完善余地,以此为基点,文章对如何刑事立法如何走出个罪,实现类型化的刑法保护进行了探讨。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积极作用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检察机关严厉打击涉疫情防控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同时,也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疫情暴发以来,企业复工时间一再推迟。中小微企业自身生存空间相对狭窄,加之疫情影响,更是让中小微企业难上加难。

浅谈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

近年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影响下大批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完成矫正回归社会生活。但是,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起步晚,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死刑政策在指导性案例中的适用方式——以检例第2号为分析对象

死刑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存在着一定困难,指导性案例能够为此带来重要的启示。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检例第2号案件中,刑法的实体规范为死刑政策的适用提供了基础依据和解释范围。同时,该案历经了一审二审到再审改判,各级司法机关就死刑政策的适用充分表达了意见,其实质是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对话和协商过程。总体而言,要准确适用死刑政策,就应当在多个判决理由之间形成融贯关系,以使得该政策在判决结论中的适用具备坚实的基础。

组织结构分析视角下网络犯罪的打击对策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更迭,和早期网络犯罪的“单打独斗”相比,新型网络犯罪“协同性”增强,使共同犯罪样态成为打击犯罪不可忽视的一方面。目前网络犯罪规制研究过分强调犯罪行为研判而忽视组织结构分析对其的制约作用。从组织结构分析视角审视,新型网络犯罪外部联络渐嬗变成产业链形态,内部共同犯罪成员关联性减弱,该结构变化带来系列特殊的治理难点。针对这些打击难点,须从结构特点反制,即一要全产业链打击,密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接;二要阻断网络犯罪团伙扩张路径;三要加强网络社会控制,强化平台责任。

“少捕慎诉慎押”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发展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列为2021年的工作要点。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发布的《“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也强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自此,“少捕慎诉慎押”成为我国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比,“少捕慎诉慎押”重点关系到刑事审判前阶段的司法实践,对检察工作的指导意义较为突出。

论实质的犯罪观

刑法学的理论争议是从实质犯罪观与形式的犯罪观的对立开始的。刑事立法侧重于实质,司法侧重于形式;入罪侧重于形式,而出罪侧重于实质。在刑事司法中引入对犯罪的实质评价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相应地,需要在理论上构建对犯罪的解释体系和价值判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