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政治生态系统与政治宽容调节机制的构建

和谐政治生态突破了传统社会仅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去理解政治的理论局限,而把政治—社会—自然三者视为三位一体的大系统,把社会更把自然纳入政治视野,运用生态学的多元思维,调整人与人、政治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政治价值观的一种转变。理性而客观地分析政治生态系统的本质内蕴和系统结构,并努力寻求积极的、良性运行的和谐政治生态系统和政治宽容调节机制的建构,对和谐社会的践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论政治宽容视域下的社会动态稳定

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动态稳定,而不再是传统的社会静态稳定。政治宽容的本质是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政治统治与管理和谐的政治秩序,通过尊重和保障政治权力对象的政治自由与权利,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并使它们得以和平共存,以实现社会的动态稳定。当下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既是发展的基础也是发展的目标,和谐社会应该是政治宽容下动态稳定的社会。

政治宽容:协商民主的内在价值诉求

协商民主的本质在于对现有民主理论的补充和优化,以期还原民主的真正面目;协商民主是以政治宽容为精神支撑,对政治宽容的内在诉求让其鹤立于诸多民主理论之中;协商民主的构建必须体现政治宽容精神。

论政治宽容的生成条件——以中西方诽谤罪兴衰史为鉴

近年,通过各种方式揭露、抨击、讽刺政府官员不端行为,引发了由警方以涉嫌诽谤政府罪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十余起言说者陷入牢狱之灾的案件。此类所谓"毁谤政府罪"现象所凸现的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不宽容举动并非纯法律问题,滋生它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摆脱"就法论法"进路,以史鉴今,把世界上言论自由保障程度最高的美国和近代西方民主发源地英国诽谤罪兴衰史作为参照对象,比较其与中国历史和当代诽谤罪现象之共性,揭示政治不宽容的成因,并从物质基础、制度建设、民意基础、政治认知等诸方面探索政治宽容的生成条件,有利于更为客观、理性地看待诽谤罪之兴衰与政治宽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政治宽容的宪政实现机制

宪政作为现代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准则,为政治宽容确定了具体的实现机制:政治参与机制、政治竞争机制、权力制衡机制与政治纠错机制。

论和谐政治生态视阈下宽容机制的构建

政治生态观突破了传统政治仅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去理解政治的理论局限,而把政治—社会—自然三者视为三位一体的大系统,把社会更把自然纳入政治视野,运用生态学的多元思维,调整人与人、政治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政治价值观的一种转变。按照政治生态系统内生态与外生态结构路径,理性而客观地分析政治生态宽容调节机制构建,无疑对和谐社会的践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东亚地区民众政治宽容及其原因分析--基于宏观层次的比较研究

政治宽容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和谐社会和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观念要素。东亚地区民众政治宽容观念的起源存在三个假设:民主制度下政治宽容更容易形成;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有助于政治宽容的形成;权威主义价值观越强的国家,政治宽容度越低。以东亚及东南亚8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大体上支持上述假设。

社会怨恨与政治宽容——基于全面治理中的关系重建

在国家社会双重转型期,价值差异、利益丧失、社会空间压缩及公共契约消退都导致个体的精神失落,并为社会怨恨的蔓延提供了心理支持。从表面上看,社会怨恨是一种物质不足的精神失落,但是从结构上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往往来自正义供给的制度不足。这种不足催生了弥漫性的政治不信任,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催生了社会个体间的疏离感,并对社会共同体的融合起到撕裂性作用。社会怨恨遵循差异比较、隐忍和单项作用的过程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社会怨恨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事件,社会怨恨既积极整合社会,又阻碍政府变革。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理性的政府,同样需要成熟的社会。

政治宽容: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演进的理性诉求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政治生活中最具根本性意义。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关系表现出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政治不宽容。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遵循政治宽容的原则分别建构自己的内在规则和价值,是现代性成长的必然。由中国进入现代生活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境遇所决定,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依靠国家生活的主动“范导”,在宽容的基础上锻造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互相承认对方的合法性,互相支持与互相授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不再是此消彼长而是和谐共进。

政治宽容内涵探析

作为自由主义的重要价值,政治宽容经历了从运用权力的审慎理性、包容异端的个人美德、谋求和平共存的权宜之计,向保障权利的政治伦理和宪政体制,在差异中寻求共识的政治程序的演变过程。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语境中,政治宽容是包容他者的个人心态,是多元共存的社会状态,是法治下的自由秩序。

政治宽容:分歧、共识及其发展

政治宽容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和内在要求,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宽容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和实践要求。从历史上看,政治宽容经历了从古代政治宽容到现代政治宽容的转变,从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到政治宽容的拓展。人们对于政治宽容的本质与属性、目的和基础、边界与限度等存在不同的认识,中西政治宽容也呈现出"情理宽容"和"法理宽容"的不同特点。但总的来看,政治宽容已经成为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更是一种政治权利和政治责任;不仅表现为个人美德和政治素养,也表现为公共道德和政治伦理;不仅追求最大限度的统一与共识,更致力于多元共存与多元一体。宽容不是宽恕、忍让或纵容,而是对自由的尊重和保护,自由的边界就是宽容的底线。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政治宽容的空间也不断扩大,制度化保护日益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宽容的制度化保护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宽容本身的实现程度,也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高度。

现代政治宽容的品质和特点

现代政治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向前进步和发展,政治生活逐步显示出与传统政治不同的鲜明的特点。从政治权力维度和价值指向、政治的保障和维系基础、政治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段三个层面对现代政治宽容的特点进行剖析,从而在此基础上把握现代政治宽容的特征和品性。

政治宽容的内涵、价值和路径论析

政治宽容是以民主协商、平等对话及和平竞争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活动。政治宽容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政治宽容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现实空间,政治宽容有助于化解政治矛盾和维护公民权利,政治宽容有助于保障政治系统稳定有序运行。培育政治宽容的基本路径是:创设政治生态、塑造政治文化、健全民主法治、建构有限政府、完善体制机制、培育公民意识。

论政治宽容的两种形式

政治宽容的理念实际包含两种形式即消极宽容和积极宽容。消极宽容是被动地自制或容忍,而积极宽容则是热情、尊重、积极肯定。两种宽容在价值基础、目标、手段上有很大差异,但也是相互关涉、互为支撑的。

政治宽容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政治

政治宽容是近代以来政治革命以及政治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它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积极培育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文化政治的本质特征。要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超越,必须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良性政治生态,并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政治宽容。

政治宽容：公共领域的生长空间

中国传统社会,"宽容"是包裹政治专制的"乌托邦幻想",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压抑着社会自主性地位的提高,窒息了公共领域的生长空间。在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生活的重要标志,在这种境域中宽容成为人们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需要,其丰富的内涵与意义也才获得了真正而充分的展现。政治宽容的生成,显示出对传统政治巨大的改造功能:打破政治中心原则促进国家与社会分立,为公共领域的生长创造条件;塑造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发展、更新着公共领域的存在形态。当前生成与培育现代政治的宽容品质,需要将传统的宽容精神予以整合,与现代化进程保持一致,以推动公共领域的生长。

政治宽容: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

政治宽容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它是政治民主的支柱,是民主政治产生的前提,是人类政治发展理性化的必然结果。政治宽容系指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依照自由、平等、民主的制度原则,以民主协商、平等对话以及和平竞争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政治伦理取向,它是现代民主政治、法治政治应有的伦理品质,是现代政治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政治民主化以及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政治宽容

多元异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使宽容成为当今政治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念,但当它一碰到现实的政治和具体的问题时,宽容常常使我们陷入种种困惑。文章认为,现代社会生活境域的转变,使政治宽容的文化生成不仅在政治的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在政治的实践逻辑上也是可能的。现代政治宽容是建立在制度规约和法律保障基础上的政治之善,它将逐渐克服自身的缺陷,摆脱自我异化的命运,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基本政治价值。

政治宽容的人本意蕴

政治宽容,从本质上看展现的是政治生活对社会生活的容纳和代表能力,体现的是政治(公共)力量对个体发展划定的空间范围。历史地看,政治宽容的具体限度标示着一个时代人本价值落实的现实边界;扬弃国家、阶级的特殊利益,在政治宽容的自我消解中实现每一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宽容的根本意蕴和实践管径,以此为蓝本,社会主义的政治宽容在其具体展开机制上必然内含深刻的历史辩证性。

西方政治宽容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20世纪6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西方后现代政治宽容哲学开始出现。后现代政治宽容哲学,以汉娜·阿伦特的"对无思之恶的宽容"、雅克·德里达的"宽恕一切不可宽恕的人"以及尚塔尔·墨菲的"将敌人转化为对手"为三项代表性理论。三项代表性理论在如何消除"恶"之根源方面,存在着几乎相同的理论误区,我们在借鉴国外的政治宽容思想来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理论体系时必须避免进入这些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