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之宽恕待遇的完善

竞争和垄断相辅相生,竞争使价格趋近成本,经营者可图之利润变薄。为停止或暂缓彼此间的竞争,经营者倾向于用隐蔽的方式达成垄断协议,这严重损害了正常的市场交易和竞争。为解决垄断协议的隐蔽性导致执法机构取证难这一问题,宽恕制度应运而生。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宽恕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概括,且先前多层次的反垄断执法及各规章适用上的差异,尤其是宽恕待遇的设置不合理和不统一,极大地影响了宽恕制度发挥作用。宽恕制度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宽恕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因此,若要不断地完善宽恕制度,须设定合理的宽恕待遇,以期更好地发挥宽恕制度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重要作用。

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中国实践及理论反思

随着反垄断执法逐渐增多,宽恕制度在中国得到更多应用,在浙江保险业案、日本车企垄断案等案中均有体现。日益丰富的案例素材提供了立足中国实践反思现行制度的契机。一方面,由于实体和程序规则的缺失,现行法上的宽恕制度实效有限,实践适用不一;另一方面,现行法及其实践存在鲜明特色。在适用范围上,我国宽恕制度可以适用于固定转售价格等纵向垄断协议,虽然多数国家仅将其适用于横向卡特尔。基于我国立法及其实施情况,此种宽泛适用在现阶段不违背制度原理,具有阶段合理性。在宽恕待遇上,我国现行法规定价格垄断违法行为的第二个申请者可以减轻不低于50%的责任,这种仅设定减轻幅度下限的梯度责任设计会破坏宽恕制度的竞赛机制,减损实效。

反垄断法中的宽恕制度研究——基于囚徒困境理论角度

美国反垄断行为中的宽恕制度体系规定有公司宽恕制度和个人宽恕制度,而囚徒困境理论则是宽恕制度得以良好运转的内在机制,其中不仅有相关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还包括经营者与相关责任职员之间的博弈,以及职员个人之间的博弈。参照美国经验,我国可以从扩大申请者宽恕待遇差距,引入个人宽恕制度,完善相关责任制度角度来推动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与社会实际需要间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