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识别信息“使用”的界定纷争——基于美国加重身份盗窃犯罪的判例考察

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是当前我国刑法研究的一大热点,但“使用”含义的多重性及极具争议性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最早单独制定身份信息犯罪立法的美国,对于如何理解身份识别信息的“使用”存在宽泛解释和限缩解释之间的严重对立。考察美国加重身份盗窃犯罪的判例,可以发现检方都极力主张宽泛解释,辩方则再三强调限缩解释的必要性,而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之间也存在严重分歧。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杜宾案明确了对“使用”应当采取限缩解释的立场,并提出了“关键所在”标准,而该判决的协同意见则提出了对这一新标准的质疑,认为只有国会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使用”的界定争议问题。美国司法实践中对身份识别信息“使用”的界定争议为我国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研究提供了借鉴。

论合同解释理论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新发展——兼论采用合同解释方法对仲裁条款效力进行拓展

晚近以来,随着商事国际仲裁的发展,各国对于仲裁的政策支持逐步加强。由于仲裁条款在本质上就是合同,故在仲裁条款不完善的情况下,法院与仲裁庭往往通过对仲裁条款进行解释的方法拓展其法律效力。这种做法实为一柄'双刃剑':虽然可以维护仲裁庭的管辖权,但也可能导致侵犯当事人的意图。本文结合相关案件对仲裁条款解释方法进行了剖析,探讨了宽泛解释与严格解释的理论与实践,并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最后指出,应该依据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适度解释仲裁条款,而不应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