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贯性原则——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诠释

所谓融贯性的诠释原则,即解释者以整体统一性的意义,会通或建构文本及其作者的思想体系,这有存在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庄子》是复杂的文本,其作者包括庄子及后学与其他学派的人;其作品是从战国到秦汉之际庄子学派的著述汇集;其内容以庄子思想为主,也杂入其他诸家的思想;其叙事说理的方式以寓言为主,“得意而忘言”;其文章的风格是“■诡幻怪”;皆造成了《庄子》文本异质性、歧义性的结果,从而给解释者之融贯性诠释带来更大更多的困难。这也有积极性、建设性的因素,即有利于解释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建构统一的思想体系。郭象《庄子注》是一部影响深巨的诠释性哲学著作,严格遵守融贯性的诠释原则,以整体统一性的“庄子之意”,贯穿全书各篇之解释的始终;这一方面是郭象完全性的前把握与庄子文本互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郭象创构的一种新的玄学体系的产物。郭象之融贯性的诠释,与庄文之义、庄子本意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故他运用了“似之而非”“寄言以出意”“迹与所以迹”等解释的策略而加以消解。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