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奏与京控:嘉庆帝的“言路”及其疏通努力

由于将乾隆末年以来政治衰退的关键原因归结为和珅擅权导致的上下"壅弊",嘉庆帝亲政后立即将"去壅弊"树为最为重要的一项帝王"治道",认为只有实现"下情无不上达",方能顺利施行"新政"中的各项"治术"。为此,嘉庆帝倡导"广开言路",先是鼓励官员积极上奏言事并扩大奏事官员的范围,继而下令受理所有士民的京控呈词,从而形成两条分别以官、民为载体的"言路",并在随后的实践过程中采取多种举措以维护两条"言路"传递"下情"的能力。嘉庆帝对官员密奏的鼓励和彻底放开京控不仅一度改变了官场气象,而且士民因遭受冤屈而产生的压抑和愤怒亦得到了释放的机会。嘉庆帝的"去壅弊"努力使他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到了吏治民情的真实信息,并为其展开相应的整顿奠定了基础。虽然最终无力挽回颓势,嘉庆帝的积极行动却多少延缓了"国家的崩溃",从而对清帝国的历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防微杜渐

东汉和帝时期,窦太后亲临朝政,并由太后的兄长窦宪掌管大权,官员们争着逢迎巴结,政局混乱不堪。窦氏家族仗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没有人敢揭发他们的恶行。当时的司徒(相当于丞相)丁鸿借着日食出现的机会,向和帝密奏说:“太阳是君王的象征,月光代表臣子。日食出现,是象征做臣子的侵夺君王的权力,陛下千万要小心。史书上记载,日食出现了三十六次,国君被臣子杀死的有三十二人,都是因为臣子的权力太大了!”

党争之祸与清廷对策

朋党之争在古典社会中总是隐含着极大的破坏性,尤其朋党斗争趋于激烈时,王朝往往会出现内部分裂的政治大危机。当清初统治者们面临着明朝遗留下来的朋党问题时,为了避免前朝党争之祸的覆辙,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系统地打击朋党,预防党祸发生。虽然清初统治者们找到的解法行之有效,但这些解法的保质期却并不长久,随着社会不可避免地趋于复杂,党争现象又会重现,而且清廷化解党争的对策对于社会的发展、美好风俗的培养非但没有好处,反而危害深远。

南宋洪皓使金诗文研究

建炎三年,洪皓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使金廷,被羁留十五载。其间所作诗文是其一生创作中最能体现其文学成就和人格特征的典范性作品,其中蕴含的情感也最为复杂,描写殇君忧国、持节不屈、思乡念亲等思想情感都极为感人,特别是以吟咏《春秋》来表达严华夷之辨的思想、以文章秘传军国机要等,皆是其在特殊生存环境下表达尊王攘夷的正统观念和爱国情感的一种独特方式,彰显了其崇高的道德情怀和不屈的志节人格,成为南宋文学史上闪光的一页,也奠定了其在爱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鄂尔泰“朋党”考辨

鄂尔泰是雍乾重臣,其"朋党"案是清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考察,事关对鄂尔泰的评价和对雍乾政局的认识。通过考察鄂尔泰的政治势力及其政治实践状况,剖析鄂尔泰是否存在主、客观上的结党史实。最终认为,鄂尔泰并无心结党,只是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势力。乾隆帝对鄂尔泰势力的压制与打击是巩固皇权的一种体现,反映了清朝皇帝高度集权的特点,鄂尔泰政治势力的覆灭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上封事制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

封事是源于汉代的一种密封奏章,上封事制度的产生与汉代中期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尚书机构的发展是上封事制度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汉宣帝与霍氏家族的权力斗争又是上封事制度产生的具体因素。上封事制度对汉代政治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弹劾权贵、对皇帝进行谏议、举荐人才三个方面。汉代封事易漏泄,保密性不强,责任多在于皇帝,因而上封事者多遭受政治报复,上封事制度有其制度上的缺陷。

吕夷简罢相与庆历新政

今人多认为吕夷简第三次罢相是因为宋仁宗决意改革,就先把他罢去,再任命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这种认识不准确。

“田中奏折”与《帝国国防方针》的相关性再考——田中手稿《帝国国防方针案》朱批释读

田中义一手稿《帝国国防方针案》原件,是一份带有朱批的文献。通过整理、翻译、释读这些朱批的内容,并参考、核对与该文献有关的其他历史文献和研究论著得出结论:田中手稿和留在手稿上的山县朱批,昭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史实,即与"田中奏折"核心内容高度契合的《帝国国防方针案》,经山县有朋未伤原意、不改宗旨、加批整理之后,密奏给了明治天皇。所谓"山县密奏",正如日本学者所言,"这实际上是田中所为"。该案上奏明治天皇后立刻得到了"圣准",并在短时间内据此制定出正式的《帝国国防方针》。其后,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三次修订,它始终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国策,作为"帝国军队之神髓"和"确定不易之准绳",得到了忠实贯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从文献考据的角度解读相关文献,无疑会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