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地方上大姓富室的存在与稳定培育,对于区域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生活环境,自然有助于地方富户的培育,而社会动荡与王朝统治变更之际,尤能显现出富户阶层的特殊意义。"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富民乃国家元气所关,"安富以保贫",使富民不苦于为国家供应,而贫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赖,这种意见,代表了明清社会中主流阶层的基本认识。但就总体而言,富户阶层的能动作用基本在"地方",相对于帝制悠久的王朝国家,明显处于被控制与调配的地位。明清两代政府在推行一些"保富"政策的同时,还有限制富户某些活动的具体措施,并不是单纯地任由富户干预乡村和城镇的管理事务。而且,本富为上、末富为次的观念,在当时仍是普遍的。

试论明代冀东移民中的富户和一般民户移民

元末明初 ,北方因长期战乱 ,人口锐减 ,土地荒芜 ,冀东一带也是受害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明政权建立之后 ,为了恢复经济 ,并阻挡蒙古残余势力的南下骚扰 ,以巩固新生政权 ,先后有计划地向此地区移民 ,其移民数量之多 ,移民类型之丰富 ,构成了冀东移民的独特性。其中 ,富户和一般民户移民是移民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为冀东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元璋对江南富户的统治策略——以沈万三家族为例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闻名一时的江南富豪。沈万三家族兴起得益于元的重商政策,入明后,朱元璋为实现对江南的统治,利用富户的经济实力和在的影响力,鼓励富户参与政权建设,沈万三家族也得朱元璋器重充任粮长并在朝为官。而皇权与地方势力也始终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以致朱元璋大兴党狱对沈万三家族进行残酷的打击。朱元璋对江南富户的一系列统治策略反映了元明江南政治经济政策的变迁。

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

洪武、永乐年间曾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富户到京师,这是明初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依据新发现的徽州文献,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此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明初的京师富户之役是为修建新都而针对特定富民群体设定的一种极为严苛的徭役,被强迁的富户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明中期以后,京城的大规模建设业已完成,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措施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对京师富户役进行了多次宽免。在明代中期的役法改革中,京师富户役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原籍地摊派征收的银差,明初强迁至京师的富户之役则逐步消亡。

元代浙西地区的水灾与富户围田问题初探

浙西地区作为元代主要的财赋收入地,但终元一代却是水灾频繁、水患不断,究其原因,固然甚多,但富户恶性围田必定是最主要的人为因素之一。以浙西富户为代表的豪宗势力依仗背后的强硬权势,并与官府相互勾结,为了一己私利,不顾一切地大肆围占水面造田开垦,严重破坏了包括浙西地区在内的长江下游流域的生态环境,使得生态环境对水资源的调节作用大为削弱,水利状况严重恶化,水道淤塞不通,导致宋元以来数百年长期的水患。

论唐代中期乡村控制的转型

唐代中叶以前,主要以传统的乡官制度作为基本治理形式,它作为国家权力法定的组织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唐代中叶乡村组织首领的地位日趋下降,乡里制出现一大变局,开始由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度。

越南的布娄族

布娄族(又称布劳族)是越南中部西区高原的少数民族,约300人。现大部分居住在越老边界的德都县波依乡德米村。据说,布娄族是一百多年前由老挝迁至越南的。 布娄族的语言与色登族的语言相近,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布娄族习惯结寨而居,村寨建在平顶山坡上。寨门用树叶装饰,两旁插许多竹尖桩。布娄人认为这样可以驱鬼和防坏人。寨子中央建有供村民集会和娱乐的公房。布娄人过去住草顶平房,现多数人改住高脚房。

开化苏庄草龙文化保护开发研究

草龙,又称稻草龙或香龙。舞草龙是开化县农民在元宵节庆丰收兆吉祥的一种娱乐活动,流传甚广。其中以苏庄镇富户村的草龙最为讲究、壮美,每年中秋节村民就地取材,自己制作。草龙由稻草扎成,身插香火,自我组成舞龙队,而如此令人痴迷的舞龙现在也面临后续的传承和发展的现实问题,本文以苏庄镇富户村的香火草龙为调研对象,通过对制作传承人程樟喜的采访,更深入地了解富户村草龙的发展现状,面临的危机从而进一步思考草龙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对策。

亦魔亦雄史殿丞

史殿丞(1903一1938),字文华,家谱派名芳丞。弟兄多,文华为老幺,故众称“老么”。祖籍陕西横山县石湾镇史家抓,早年流落内蒙固阳,乱世枭雄,民族英烈。民国恶魔“史老么”家境贫寒,双亲羸弱,家大口多,难供衣食。老么弟兄在无甚收入、脾气暴躁的父亲身边“偷着”长大。相传老幺很小就流落于内蒙固阳讨吃要饭,曾两度被府谷和内蒙富户收为养子。

马兰花开草原上

科尔沁草原在中国的东北部,绵亘400多公里。在她6万多平方公里的辽阔怀抱里,各族儿女为美好生活奋斗着。代力吉镇后四井子嘎查位于科尔沁草原腹地,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简称“科左中旗”)488个行政村中,名不见经传。据地方志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一位富户在此地挖了四眼井,人畜共用,立了窝堡。成屯后,就此取名四井子屯。1947年因前屯改名前四井子,该屯更名为后四井子。

论宋代私有财产权

宋代的私有财产权产生了新观念,理论界承认贫富差异的合理性,强调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官民的私有观念增强。宋政府依法维护私有财产的处分继承权和买卖权,对民间无主、遗弃、埋藏、遗失财产给与充分的尊重与保护。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宋代朝廷通常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有时甚至牺牲官方利益。作为国家意志,宋代对于私有财产的立法保护,通常与官有财产处于同等法律地位。宋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分依法剥夺和非法剥夺,其中非法剥夺更普遍、更严重,但法理上是禁止非法剥夺私有财产的。两宋时期,一般情况下民间私有财产权有基本保障,促进着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宋代私有财产权仍处于萌芽状态。私有财产权不容他人侵犯,但官方可以侵犯,在专制体制下,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只有财产使用权。

两汉三国时期“佣”群体的历史演变——以民间雇佣为中心

从战国后期到东汉末,雇佣劳动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空间,"佣"也屡见诸史籍。学界通常对此期间"佣"群体的发展状态作直线性的认识,如认为"佣"的社会地位不断降低,并且极少关注群体规模的趋势性变动。本文以两汉三国时期私"佣"群体的发展史为主线,探讨了从战国后期到西晋前期群体的构成、规模、称谓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变化,指出此时期"佣"群体的发展呈现了缓升陡降的抛物线形走势,并认为它与汉晋私营经济体(除自耕农)中劳动者"从奴到客"的历史演变密切相关。

踏访高句丽遗民遗迹的实践与探索——以西安、洛阳的高句丽遗民遗迹为中心

高句丽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之一。668年,唐朝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经过激战,高句丽王国从此灭亡。随后,唐将李勋押解被俘的高句丽王高藏及大臣等返回唐朝,数以千计的高句丽富户及一般平民也随之到达唐朝。唐朝将这些人分散安置于山南道、陇右道等地,长安、洛阳也安置了大量的高句丽军将贵族。

新中国第一公债在上海发行始末

国债是中央政府举借的债务,是有偿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国债作为国家信用的主要和典型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 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公债发行。当年的公债,就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国债。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发行公债,全国人民掀起了勇跃认购公债的高潮。但公债在上海发行却并不一帆风顺。

不朽的抗联战士

《不朽的抗联战士》讲述的是日寇侵占东北三省时期,一位名叫黄有的富户面对日寇的残暴统治,勇敢投身抗日队伍,打击侵略者的故事。不幸被俘虏的黄有,机智勇敢,故意将敌人引入冰天雪地的深山老林里,最后将情报传递给抗联。日寇在抗联和严寒的双重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然而黄有因大面积冻伤,在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没能逃过这一劫。

大宋社仓

乾道四年(1168)春夏之交,建宁府闹饥荒,崇安也不例外,五夫同样灾情严重。崇安知县诸葛廷瑞面对四乡八野此起彼伏的窘境,一时分身乏术。他派人送信到五夫,让奉祠在家的朱熹和五夫的耆老左朝奉郎刘如愚一起赈灾救民。义不容辞,朱熹挺身而出,他和刘如愚挨家串户,劝勉富户拿出存粮,救助乡邻。几天后,乱哄哄的五夫略微安定下来。朱熹看着民户的炊烟陆续升起,稍稍喘息。

事关品味

袜子事小,但关乎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