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培养:高师还是大学?——以高师教育分区制为中心的考察(1902—1952)

为挽救国家及民族的危难,为实现教育普及的愿景,在清末兴学时行政者就选定了“寓师资于高师”的模式。这一思路为民初的行政者所继承,并进一步设计出了高师教育分区制,集全国之力建设“六大高师”,以优化高师教育的发展。在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之后,其制才规模初具。怎料时代潮流急速转变,“寓师资于大学”似乎更先进,舆论界也多倡导废除高师,在民间的与官方的教育大会上更是争吵不断。此后的大学狂潮中,几所高师也随潮流改变性质,导致“高师升格运动”变了味道,大学多了、高师少了,无法供给合格的师资,给中等教育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只有北京高师不为潮流所动,坚持师范教育的本身,但其自身却遭遇种种意外的打击,部分学者视其为骈枝,断其为“尾巴”,只认可“寓师资于大学”。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中,行政者又参酌高师旧制创立了师范学院制度,“六大师院”因缘际会得以诞生,这一行动再次证明了高师教育及其分区制的特有价值。只是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这一教育政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这一问题才彻底解决。高师教育分区制的沉浮史,对当今的师资培养能够提供一些借鉴。

高师教育的“朱陈之争”——1942年朱家骅与陈立夫争论师范学院制之探析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中等教育的优良师资匮乏的问题难以解决,而大学教育学院及教育系又不足以担此重任,故而参考民国前期高等师范学校的旧制,重新建立起高师教育制度,定名为师范学院。时任部长的陈立夫对此特别热心,极力推行;而前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对"寓师资于高师"的方法表示十分怀疑,他认为培养师资的重担应交由大学文理学院,而不应设师范学院,故致函商榷,陈亦复函做辩解,故而高师教育史上有了一场"朱陈之争"。这场教育论争对于高师教育影响颇深,特别是1944年朱继陈任教育部长后,旋即动摇了师范学院制,自然大力推行"寓师资于大学"的模式,引发教育界的不安与躁动。这些都已经成为教育遗产,其中不乏借鉴和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