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何其芳对毛泽东形象的建构与寓托

何其芳在奔赴延安之后,创作风格为之一变,从自我关怀为中心转变为热情歌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自《星火集续编》创作以降,何其芳以毛泽东为创作对象,从心灵理想的连贯性来诠释自己创作的转变。通过分析何其芳诗文,特别是他晚年诗文对毛泽东的描写,来揭示毛泽东是他心中"完美"的化身。在何其芳看来,毛泽东、"年轻的神"与诗人的形象是三位一体的。何其芳通过对毛泽东的抒情,更好地建构与寓托心中理想的自我。但是,不管何其芳的创作内容如何变化,他始终是一个注重自我阐释的自觉自主的现代诗人。

感伤的旷放 执着的悲情——杜牧李商隐托物寓怀诗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就

本文先简要分析了杜牧李商隐之前托物寓怀诗的发展状况及成就,指出杜牧、李商隐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接着从三方面分析二人诗歌的审美特色和成就,首先从同中有异中阐明李杜诗中的悲剧审美特色,其次分析了二人时在处理情与理,物与我,形神关系上所表现的差异,是造成二人托物寓怀诗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指出李商隐在这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最后分析了二人创作思想及人生态度对其咏物诗创作风格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认为杜牧托物寓怀诗审美特征是感伤中的旷放,李商隐托物寓怀诗是执着的悲情。

托物寓情:“比”的诗性创造表征

艺术创作超越不了物与情的关系,感物兴情是一个方面,托物寓情则是另一个方面。托物寓情以比为中心,其实质是由心至物,以物比心。比是一种发散式的思维方式,其展示的是心的主导性,心为情动,情决定对物的去取。比在通常的思维情况下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与其它的思维方式多元共生的。它必须与兴相结合才能更好的托物寓情。就比而言,其有实比和虚比之别。实比是表,虚比是里;实比是理智,虚比是直观;实比是物,虚比是情;实比是狭义的修辞手段,虚比是典型的思维方式。它们始终是一体化的,共同承担着托物寓情的重任。

托物寓意探微

托物寓意是诗文中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法，它包含有两个重要构成要素，即寓意物和作者的情思。寓托性诗文中的艺术形象就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寓意物的选择有一定的标准和条件，这就是寓意物与作者实际所要表现的对象之间要有某些相似或相通之处。在这点上，托物寓意与比喻是一致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但二者亦有区别：一是作者的写作目的不同，二是适用的层次、范围有别，托物寓意按照不同的依据可以划分为许多不同的形式：一是从寓意的孢显状态看，可以分为明寓意和暗寓意。二是从托物的形式看，可分为实物型、故事型和理象型。托物寓意是一种形象化的艺术手法，它可以使作品委婉，含蓄、宛转曲折地表达出作者的旨意，有其独特的表达效果，所以古今中外许多作者都乐于采用这种艺术手法。

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

李商隐是唐代写作咏物诗数量达百首以上的少数几位诗人之一。在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咏物诗是和咏史诗、无题诗鼎足而三,最富艺术独创性的一大类作品。这百余首咏物诗类型多样,成就各异,其中尤以托物寓怀之作最具个性特色,且对古代咏物诗的传统有明显发展。一在李商隐之前,咏物诗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从先秦到南朝初期,是古代咏物诗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诗经》

《梅利比的故事》中的托寓与乔叟的作者意识

《梅利比的故事》作为《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与诗人乔叟同名的虚构人物亲自讲述的故事,采用了托寓这一文体。本文主要关注《梅利比》中与托寓相关的三个研究问题:第一,《梅利比》中道德托寓解释的闭环与开放性如何得以并存;第二,乔叟如何利用格言警句暗含对理查二世及其朝臣的评判,借助略显严肃生硬的道德托寓,生成颇具反讽效果的政治托寓;第三,结合《梅利比》中的托寓,探讨乔叟的作者意识,即乔叟作为文学创作者,对文学文本应如何生成意义、控制阐释、创造话语空间的反思。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着重考察《梅利比》如何利用看似解释体系僵化、封闭的托寓文体,生发出创作与阅读的自由。

刍论刘克庄词学思想脉络

刘克庄是辛派词人的后劲,他不仅创作了数量不菲的词作,且流传有内容丰富的词学理论。他主张词作当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抒发词人的真情实感,推崇大声镗鞳的豪放词风。同时,他亦不偏废词之为词的本色,认为词以缘情为本,具流丽绵密之致、须协律可歌。他还主张在本色词体之中,注入现实内容,这是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理论的先声。

试论卢仝的艳冶之作

中唐诗人卢仝,是韩孟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诗在险怪朴拙之外,另有一类妩媚艳冶之作。因卢仝为诗,喜用寓托手法,故此类作品被人目为或有所寄寓之作。其寓托之意或可分为三种:一、寓托一种家齐国谐的社会理想;二、寓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生命意识;三、寓托政治上不得见用的失意惆怅。

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立意特性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将意趣放在首位,对立意极为重视。从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创作动机着手,抛开视觉艺术均具有的基本的对“美”的追求,从更深入的角度提炼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在道、儒、释三家影响之下所孕育出的“天人合一、托物寓情、物随原境”的立意特性。

柳宗元游记景物解读

柳宗元的游记历来被称作是“游记之祖”，他的游记创作是个体生命在无可选择的人生困境中的主动出击与顽强抗争，是强大生命力以另一种形式的喷薄，是生命与自然在苦难中相互抚慰的艺术结晶。他的游记中的景物，是他命运淹蹇，灵魂痛楚的化身。本文详列了柳宗元游记中的景物种类，分析了它们的寓托性和象征意义。

杜诗咏物范式补议——兼谈《古柏行》的意旨

杜甫咏物诗按其寓托的显隐程度可分为三类。其第一类是明显地有寓托而寓托什么也很明显的,即明清之际卢德水所说“托物寄言,亦具全副之精神”的那一类。第二类是明显地有寓托,而寓托什么却未直接表露,须要读者反复体味思考才能领会的,即卢德水所说“乍看无端,寻思有谓,就不阡不陌中而条理指归一一可按者”。

杜甫《望岳》之比较

在我国灿若星辰的诗歌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名作,脍炙人口,流誉后世。特别是那些同一题材的作品,不同诗人从不同的方面写来,或借景抒情,或以史言志,都能抒写出诗人的情怀,展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貌,使读者从不同的方面得到艺术的陶和美感的享受。例如同是登岳阳楼望洞庭湖,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于汪洋浩瀚的洞庭景色中含蓄委婉地寓托着自己干谒求仕的愿望,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一诗于浩淼开阔的洞庭景色中发自己遇赦后心境畅快、豪情飘逸的胸怀,杜甫《登岳阳楼》一诗却于宏瀚无际的洞庭景色中寓托自己飘泊天涯、忧国忧民的感叹。

蝉声呜咽中的凄凉与悲苦——《乐府补题·齐天乐》析论

《乐府补题》为宋末元初词社唱和的一部咏物词集,自清初复出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第四组《齐天乐》(余闲书院拟赋蝉十首)最为凄凉悲苦,这是南宋遗民词人易代之际的心灵写照,他们以主客同体、托物寓志的艺术手法表现身世之悲、家国之恨,不但赋予了中国传统"蝉文化"更为复杂深隐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咏物词的艺术表现力,给予后人广阔的联想和阐释空间。

小说技法三论

本文就小说创作中人们所忽略的“寓托”技法、“突转”技法、“幸运”技法作深入探讨。

香气氤氲中的苦闷与哀愁——试论《乐府补题·天香》的艺术及其文化意蕴

《乐府补题》为宋末元初词社唱和的一部咏物词集,自清初复出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第一组词作《天香·龙涎香》的艺术结构主线为采香、制香、焚香、忆香、惜香。采香之地及其传说的奇谲描写,予人联想那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制香、焚香的铺写,既表现了制作过程的繁复、香料的昂贵以及焚香细焙的精心细致,同时又暗寓着对以往富贵闲雅生活的怀念。忆香、惜香则由"体物"转为"寄情",于哀怨的往事追忆中寄托无限的忧伤。词人们通过这一系列"香事"活动的叙写,不但展示了中国古代的香文化传统,提高了咏物词的艺术表现力,同时更抒发了易代之际一种难以明言的苦闷与哀愁。

天人合一:感物美学的哲学根基

感物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它的产生是天人合一的化育,它的理论的生长也应归因于天人合一的涵养。感应是天人合一的核心意涵。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天地万物一气贯通、相互感应的理论,成为感物美学的理论基石。感物兴情是物在先,情在后,物引发了情的发生。托物寓情是情在先,物在后,情寻物去寄托。它们都离不开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基础。离开古老的天人合一,我们无法认识感物美学的实质。

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托物寓情”论

托物寓情作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一种类型,早已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传统。它的运作模式是先有情,然后再寻找与这种情相适应的物来寄托。物包括自然物色和社会现实生活。自然物色之所以能够寄托思想情感,除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之外,还有中国独特的文化、风俗等因素促成。它们共同促使自然物色的某种特征与情感的某种特征发生关联,使自然物色成为情感的隐喻或象征。社会现实生活能够寄托思想情感,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思想情感,另一方面是由于作家、艺术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领会到社会现实生活与思想情感的某些关联。在情的主导下,情、物之间的律动是自然的、本真的。情与物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审美创造的过程。

“寄言”说与《艺概》的艺术本质论

《艺概》艺术理论的核心是“寄言”说，而言以寄象、象以寄情、情以奇理的艺术本质论又是“寄言”说的精髓，该说有所不同于寄托比兴。其“以色相寄精神，的提法，逼近了文学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以艺术形象为基本特征的认识，“寓义于情”的提法则揭示了文学艺术在内容方面的特性是表现情理，是通过表现人的主观情志来反映客观事理，刘熙载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揭示，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部分地领先于当时世界美学理论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