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中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寓言化倾向研究

卡夫卡《变形记》中寓言化倾向相当出色,为其他表现主义流派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本文以小说中格里高尔这一寓言角色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寓言化特点,结合他自身的遭遇,进一步表现以格里高尔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的不幸。以人的异化开展主题研究,深入挖掘《变形记》的价值,以期更加贴近卡夫卡这位现代文化大师深邃、崇高的精神世界。

池莉小说中的寓言化倾向论略——以“人生三部曲”为例

寓言化创作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大量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池莉"人生三部曲"的寓言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将人的生存状态,真实地融入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件中,表现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与生活理想,作品涉及到整个人类的现实生活、生存状态和精神实质,具有极强的教育性和启示性。

从《变形记》看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寓言化倾向

现代派文学具有明显的寓言化倾向。本文着重分析了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这个寓言形象，并尝试地将《变形记》的寓意从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次加以阐述：以作家遭遇为基础的小人物的孤独感和灾难感，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疏远而冷漠的关系；人的异化主题。本文还分析了《变形记》表达手法及风格的寓言特色，并将《变形记》与《美国》、《审判》等卡夫卡其它几部小说就寓言特色方面作了系统比较。

寓言化倾向 荒诞式表现——评《拾易拉罐的小男孩》

贵州作家王剑平小说《拾易拉罐的小男孩》(以下简称《拾》)因对'民'阶层进行的关注而获得德国之声文学大奖最佳广播小说一等奖。《拾》属底层写作,它在不经意间体现出一种思想的基本走向:既注重了底层者个体(络腮胡等)相当不堪的生存境况和不得圆满的生活状态,也关注了底层者个体(小男孩)内心世界的安详、宁静、平和。笔者认为,《拾》体现出突出的寓言化倾向,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呈现着向寓言倾斜的态势。就故事、寓示、寓意三个层面看,

短篇小说的寓言化倾向

朱文在今年《北京文学》第三期上发表了《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这是一个结尾仓促的故事,主人公的父亲在最后毫无预兆地出场,在厕所里翻看了一张报纸,给张灯打了一个电话,于是全文就如下结束:我一直在反复琢磨张灯接电话那一刻心里怎么想?我想,我自己有时真的有同样的感受。这个世界就是那位漫不经心的、像大象一样喘着气的父亲。这样的一个毫不相干的结尾按在一个似乎有防洪抗灾背景的故事之后显然十分勉强,但是勉强之中含几分神秘。当然,勉强也好,神秘也好,小说家把故事留给了读者,也就把难题留给了读者,读者似乎有责任去寻找其中闪烁而不甚清晰的寓意。

论新时期小说创作寓言化的历史根源和现代契机

个人在对新时期部分热点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解读时,曾提出过“新时期小说创作有明显的寓言化倾向”的观点(见《湖南教育学院学报》九三年第四期拙文)。两年过去了,小说新人辈出,从创作的实绩,扫描创作的倾向,可以说小说寓言化的色彩更浓厚了。这一现象产生的文学内部深层的原因何在,换言之,其历史根源和现代契机是什么?个人以为这是中国古典文艺的表现传统与西方现代文艺表现手法两者交流融会的产物。前文惜未遑论,今愿申述之。据陈蒲清先生的观点,寓言的特质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抽象一点说,它是一种关于话语的话语,它在言说,但对言说本文自身又可以用另一套话语进行解读反思。传统小说观念以为,小说中事理情三种因素,情、事是主要的,而当前小说创作的明显变化是,事理占了主导地位,小说文本外显的激情已大为淡化,“事”的叙述,无非是一种平凡的生活氛围,普通人生的生活情趣。

作家言说与读者意愿——王蒙小说的文化人类学考辨

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多产、高质作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他的小说创作风格虽几经嬗变,但始终持守着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艺术良知。因其小说内涵的丰富性,致使其寓言化表达欲求与多向性读者接受之间存在着多元融合与互斥的独特景观。本文试图运用广义文化人类学方法,阐释其个人表达欲求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啮合与错位效应,进而确定其小说创作特殊的理论品格与跨世纪实践价值。

论初期白话诗的寓言形态及其文化象征意义

论初期白话诗的寓言形态及其文化象征意义陈旭光一寓言是一种别具特色的文体，而中国则是一个富有寓言传统的国度。自先秦时起，寓言就在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显然，寓言是一种使其意义处身于自身之外的“亚文体”形式。作为一种记叙性文体，它或者通过人物（常常通过动...

《二马》中的陈道明和王晖

“老马”陈道明接戏、上戏,向来是十分挑剔、讲究的陈道明,一碰上《二马》马则仁这个角色就激动不已,非要上不可。不光是他自己有相当高的自信心,就连影视圈里的行家们,排来排去,数遍了中国现今的大牌演员,还是觉得陈道明最合适。马则仁遇上了陈道明,平心而论,双方都是缘分,相得益彰。从此,马则仁活了,从小说中走上了荧屏;而陈道明则是继塑造《围城》中的方鸿渐之后,再次攀登自己的艺术高峰,展现他在中国影坛上独树一帜的风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