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联与察哈尔抗日的关系问题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后试图再起的过程中,一直希望借助中共的关系再次获取苏联援助。由于当时诸多矛盾关系的同时存在,苏联对察哈尔抗日的态度和反应是复杂的。虽然苏联表示不愿因援助冯玉祥而得罪日本和南京政府,但当形势发展有利于实施其苏维埃革命的目标时,它会随时改变对同盟军政策。在具体的行动中,苏联将其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冯玉祥与察哈尔抗日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多次联系旧部以东山再起,但始终未能如愿。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爱国思想的体现,同时也"颇有自谋之嫌",是其反蒋复出活动的继续。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同盟军的经济困境及内部矛盾等原因,同盟军很快陷入困境,冯玉祥抽身隐退,以保存实力,待机再起。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及其取得的胜利,打击了日本的侵华气焰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乃至全国的抗日反蒋斗争,冯玉祥功不可没。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但是,不能人为拔高冯玉祥与中共合作的思想境界。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爱国壮举

1933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以冯玉祥为首的一批爱国将领，毅然树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义旗，在祖国塞外大地上，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这支抗日爱国武装，与日伪军浴血奋战，战绩卓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是，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极度惊恐。

察哈尔抗日前三年间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一1930年9月,中原大战以冯玉祥、阎锡山败北而告终。11月4日,冯、阎通电声明“释权归田”。12月1日,冯率残部及卫队手枪营不足千人,由郑州辗转退到太原西部的天龙山。一个多月后,又移居太原西南约75英里的汾阳县峪道河村。冯苦心经营二十余载的西北军瓦解了,蒋介石遂下一道道严厉的“命令”逼其出国;受蒋密命的国民党特务在太原及山西各地活动猖獗。冯的处境十分困难,陷于极度的苦闷彷徨之中。抚今追昔,惨痛的教训终于使冯认清: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其最可信赖的朋友。历史的进程和现实使冯终于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力量。他说:“我看,在中国,没有哪一党哪一派能够同共产党相比。帝国主义、各派军阀,都不能打败共产党;反过来,都要被共产党打败,胜利属于她是毫无疑问的。

《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导读与评介

陕西师范大学王晓荣教授所著的《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是迄今研究察哈尔抗日问题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为了帮助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察哈尔抗日事件的来龙去脉，明白察哈尔抗日事件发生、发展以至失败的基本逻辑，洞悉察哈尔抗日事件中主要人物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考察时势与政治力量、人物的互动关系，真正认识历史，汲取经验教训，丰富与提高史学知识与修养，故对该书做如下导读与评介。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的经验教训

１９３３年春，为抗击日本侵略，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和吉鸿昌等在中共的推动和影响下，在张家口组成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盟军成立后与日军英勇斗争，连续攻克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等地，给日军以重创。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日蒋联合进攻，冯被迫辞职。方振武和吉鸿昌继续坚持抗日斗争，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同盟军的失败，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王明“左”倾错误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影响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主要失败原因之一是,以柯庆施为书记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忠实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造成重大损失。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原因新探

对于1933年冯玉祥在中共帮助支持下,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收复失地的抗战历史作用及其失败的原因,史学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在同盟军抗战70周年之际,本文对其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与当时教条主义的中共中央领导和河北省委受苏共中央政策和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影响,犯有严重“左”倾关门主义有重要关系。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组织系列表示及说明

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军事组织及同盟军活动时期张垣的行政、社团及中共组织及中共组织列表说明;并对其重要活动进行文字说明。

孙殿英与察哈尔抗战

在察哈尔抗战期间,冯玉祥筹组抗日同盟军之先,孙殿英是与闻其事的,后来得知冯玉祥没有实力后,决心与冯玉祥划清界限。孙部对于解决察事实关重要,故孙殿英一方面敷衍冯玉祥,对同盟军取善意的同情态度,一方面与中央讨价还价,从中取利,故得青海屯垦督办之职西去包头。

对察哈尔抗战的再思考

冯玉祥联合共产党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认为是赤化、割据,万不能容忍,是错误的。冯玉祥主张调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精锐军队,由蒋介石亲自统帅立即收复东北失地,这显示了他对日本、对国际大局不十分了解。其抗战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其急躁、冒进也是不可取的,必然会中日本"速战速决"的诡计。

“七·七”事变前冯玉祥的抗日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出山赴京,力主抗日,在对政府抗战失望后,他试图冲破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察哈尔独树一帜,践行武力抗日。后来,随着中日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冯玉祥对以往抗日实践进行反思和总结,强调抗日战争必须有全国统一的计划和指挥,并把对内和平统一、共同对敌,看作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前提,这成为冯玉祥在“七.七”事变前明确的政治主张。

试探吉鸿昌筹组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原因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战争,占领了东北。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又占领山海关、九门口,然后大举进犯热河。平、津危急。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呼声响彻华北大地,组织起来,一致对外,成了全体军民的共同愿望。于是,冯玉祥、吉鸿昌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祖国北方崛起。人所共知。

抗日忠魂——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2年至1933年，日寇已经攻占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并向察哈尔省和长城一线逼近，全国上下一片哀鸣。然而，蒋介石政府一心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丝毫不顾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反而极力镇压抗日运动。就在这危急关头，无数抗日志士来到察哈尔抗日前线，组成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这是一个震惊全国、可歌可泣的事件。然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有着轰轰烈烈的开始，却落得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

将军风范 光照后人

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和著名抗日将领、革命烈士吉鸿昌将军诞辰百周年之际,本刊将连载吉将军女儿——吉瑞芝的专访录。它记叙了吉将军的家庭生活;吉夫人的在白色恐怖和饥寒交迫下接济烈属并抚孤成人;吉瑞芝继承父志、高风亮节及家庭现状。文中有许多首次披露的资料。这对研究中国革命史、对于撰写革命烈士或巾帼英雄传记都颇有价值。因此,本文也是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

孙殿英的自白

孙殿英的自白《流氓军阀孙殿英》连我刊登以来，以传奇手法娓娓道来，孙殿英丑恶嘴脸跃然纸上，读之兴趣盎然，证之史料．亦有所据。文中揭露孙殿英东陵盗空后，恬不知耻的辩解与冯玉祥半真半假的谈话，确是不可思议的滑稽。为此我走访当在（１９３３年）任冯玉祥手枪营营...

电视剧《特殊使命》扣人心弦

十年内战期间，中共北平地下党员巩渭平受命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残部的独立营中发展党组织。由于叛徒的出卖，巩渭平确定的25名发展对象被捕并命悬一线。巩渭平只身“自首”试图换回为拯救25官兵的性命。

冯玉祥和蒋介石

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不仅有过密切合作,甚或还“义结金兰”。由于各自的政治目的不同,交往中有分歧,也有矛盾冲突。抗战爆发后,冯、蒋又一度合作。但蒋对冯的坚决抗日的态度进行多方排斥和打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对国人实行法西斯专政。现实使冯逐渐认清了蒋的本质,最后与之彻底决裂。冯玉祥迎着曙光走向新生的中国,名留青史;而蒋介石却被人民革命的巨浪抛向大海。

民族英雄吉鸿昌

追寻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吉鸿昌从一个爱国旧军人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日本侵华战争步步深入、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历史关头，他毅然组织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毁家纾难，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多伦等地。在党的领导下，他在天津秘密开展抗日斗争，谱写了一曲高亢的抗日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