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格-吉奇问题与实践推理

对道德判断的条件句推理的非认知主义解释面临弗雷格-吉奇问题的挑战。我们考察了经典的表达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共同基本策略是把非断定语境中的规范性陈述,转化成断定语境中的非规范性陈述,从而给出统一处理信念和态度/欲求的语义学。相比起来,近年兴起的混合表达主义,主张规范性语句是信念成分和表达成分的混合,是更有希望的解决方案。论文比较了道德假言推理、法律规范推理以及实践推理之间的差异,试图通过对信念和欲求、意图之间的关系的说明,对规范性语句的不同推理类型给出统一的解释。

本土社会价值如何融入人工智能论辩系统——结合广义论证理论与基于价值的实践推理

现实世界中的论辩必然发生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和动态变化的语境之下,其中涉及特定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对于实践推理决策而言,参与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往往不仅在于常识和信念,更在于对社会价值的不同优先排序。本文结合考虑语境的形式论辩理论,讨论如何将本土社会价值融入人工智能论辩系统,使得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参与者之间能够建立有意义的共识。在对论证实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将相关建模方法扩展到基于价值的实践推理应用中,探索如何结合形式论辩、广义论证理论等跨学科研究成果,评估考虑社会价值的实践推理论证。

从特姆金视角看“纯粹附加悖论”及其意蕴

“纯粹附加悖论”是帕菲特在“未来世代”论题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它反映了伦理学领域不同道德理想之间如何进行权衡的紧张关系,并进一步挑战了实践推理中固有的传递性公理信念。为了解释帕菲特“悖论”中存在的不一致情况,特姆金通过道德后果之“本质比较观”揭示了“悖论”论断所反映的关于狭义的对人产生影响的观点、独立存在人口价值及道德理想本质的基本诉求,进而澄清了“悖论”背后所隐含的强大立场与实践推理中传递性信念之间的矛盾关系。然而,“悖论”诉求所体现的不一致性和不连续性判断始终难以融入我们的道德评价与决策,以致陷入一系列道德实践的困境之中。通过特姆金对帕菲特“悖论”论题的阐释与回应能够看到,基于道德理想和实践推理所确立的可取性信念正面临严重危机,因此有必要对道德理想本质与实践推理本质及其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法律中实践推理的内涵及其运行

实践推理是法律推理方法的综合指标 ,也是认识和完善法律推理的重大课题 ,具有实践性、逻辑性和方法论等特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推理以法哲学和法律社会学为理论基础 ,以对规范的分析和判断为推理客体 ,以权利义务为思维方式的焦点 ,以体系化、安全性为评判标准。实践推理的适用对象、构成要素和运行过程是在逻辑推理和经验的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的三个方面 ,实践推理的基本范式体现为法官直觉、知识背景、逻辑结构和思维等四个部分。实践推理运行从观念中的目的开始 ,经过主体的法律思维活动 ,最终达到理想的判决结论 。

数学推理的本质和功能及其能力培养

数学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合情推理及实践性推理等,但其本质在于演绎推理.思维功能和理解功能是数学推理的2个主要功能.在早期数学教育中,对推理能力尤其是演绎推理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数学课程设置及教学实施要创造推理的环境和机会,使数学课堂形成良好的推理风气.

实践推理与教师行动的意义拓展

教师的行动是其实践推理的结果。实践推理先于行动而发生,包含着理解(认识)、评价并以实践行动而表现出来。理解(认识)与评价构成实践推理的基本前提,行动则是实践推理的结果。实践推理既受到实践背景知识的制约,具有权宜性特点,同时也服从于实践的效用性和紧迫性要求。实践推理赋予教育行动以合理性,却并不能保证它成为好的教育实践。在实践的合理性和善好性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相容。好的教育实践可以通过影响教师据以实践推理之前提并让其获得明智的品质来予以保证。

论实践推理与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

任何实践都需要智慧,教师实践也不例外。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有多种方式,实践推理是其中之一。实践推理有两种形式:一是逻辑推理,又分为实践三段论和实践推论,二是基于案例的推理。相应地,教师实践推理也有此两种方式。实践推理养成教师实践智慧的方式,一是思考,二是处理新情境和旧案例之间的关系。

论道德推理

作为一种基本的理性能力,推理是人对必然的事物和可能的事物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作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人作为面向未来事情的存在物,是必然要进行推理活动的。对必然事物的判断构成事实推理,对所意愿事物的判断构成价值推理即实践推理;事实推理以万物循以产生的规律为基础,实践推理以万物应该循以产生的规律为前提。而在实践推理的域限内,有以追求快乐和幸福为目的的实践推理,称之为价值性的实践推理;有以考量观念和行为正当性为旨归的实践推理,可称之为有关正当性的实践推理,即道德推理。道德推理乃是德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善恶观念的充分运用,又是实践智慧的充分显现。道德推理可能表现于行为的动机、过程和结果中,但其自身却是观念性的活动。道德推理可能伴随着情感体验,但其自身却是理性化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生活语境下,道德推理的适用范围和运行方式是不同的。

论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悖论

戴维森提出的“非理性悖论”揭示了非理性论证在实践推理中的两难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不同的判断理性的标准。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理性的准则是以“理”为核心,“合理”(to be rational)即“有理”(to be reasonable)。此“理”表面上表现为普遍之“义理”,但实质上却是服从于某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据此,在中国哲学中,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演变为“无理”(non-ra-tional)或“不讲理”(unreasonable)。通过对比分析戴维森和中国哲学对非理性的认识,可知两者在“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取舍。

实践推理的逻辑效力:从冯赖特到安斯康姆

冯赖特关于实践推理逻辑效力的著名论证为当代行动哲学中的因果论与意向论之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该论证至少在结语部分存在着令人费解甚至矛盾之处,而安斯康姆对冯赖特工作的回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释疑作用。沿着安斯康姆的路向来理解,冯赖特论证的结果表明了实践推理可以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甚至就此而言也就可以说,以实践推理为主要解释模式的人文科学,具有一种所谓人文科学的"逻辑"。然而,逻辑上的有效性(理论必然性)并不等同于"实践上的不可避免"(实践必然性),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理论推理也适用于所谓的实践推理。人文科学"逻辑"中所指的实践推理的有效与否,只针对人对于自己或他者行为的解释或理解,并不针对人凭借自由意志所做出的行动本身。

溯因推理在人机交互中的作用

从认知心理学范畴内研究溯因推理在人机交互中的应用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焦点问题。溯因是日常推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境下通常会使用的推理方式。溯因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机交互的必要条件,以及其在真实环境下较之在实验室环境下发生的概率要高的一个事实。人机交互中应用溯因推理能够增强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实际行为,同时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发挥创造性以获取更大的自由。

道德推理的复杂性及其类型差异

作为一种基本的理性能力,推理是人对必然或可能的事物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作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对必然事物的判断构成事实推理,对所意愿事物的判断构成价值推理即实践推理;事实推理以万物循以产生的规律为基础,实践推理以万物应循以产生的规律为前提。而在实践推理的域限内,有以追求快乐和幸福为目的的实践推理,可称之为价值性的实践推理;有以考量观念和行为正当性为旨归的实践推理,可称之为有关正当性的实践推理,即道德推理。道德推理是德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善恶观念的充分运用,又是实践智慧的充分显现。道德推理可能表现于行为的动机、过程和结果中,但其自身则是观念性的活动。道德推理可能伴随着情感体验,但其自身却是理性化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生活语境下,道德推理的适用范围和运行方式是不同的。

基于实践推理和认知经济的谬误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逻辑的实践转向,彻底改变了谬误理论的面貌。对人类主体认知执行活动的考察发现,主体的类型、主体可利用资源的多寡以及由主体瞄准的目标所规定的执行标准,决定推理的合情理性或谬误。主体的推理是在认知经济观念框架下的实践推理,传统上判决为谬误的推理,实际上是人们所使用的一种在认知上有效力的"贫乏资源调节策略"。

从财富到幸福：实践推理的意义扩展

作为一种基本的理性能力,推理是人对必然事物和可能事物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人作为面向未来事情的存在物,是必然要进行推理活动的。对必然事物的判断构成事实推理,对所愿事物的判断构成价值推理,即实践推理。事实推理以万物循以产生的规律为基础,实践推理以万物应该循以产生的规律为前提。而在实践推理的限域内,有以追求快乐和幸福为目的的实践推理,称之为价值性的实践推理;有以考量观念和行为正当性为旨归的实践推理,可称之为正当性的实践推理。不同的社会结构类型决定着价值性实践推理的强弱,也决定着两种实践推理何者优先的客观逻辑。任何时候都有实践推理,但在一个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全面生产与消费的社会环境下,实践推理又有其独特的功效:对欲望而言,实践推理具有激发效应;对意义来说,实践推理有扩展效应。于人类而言,从有限的价值中扩展出无限的意义来,追求合理而和谐的实践推理才是我们所主张和坚持的。

论亚里士多德式实践推理的三重结构——制作推理、伦理推理到叙事推理

实践推理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结构的主要内容,如理论推理一样,呈现为三段论的形式。当代行动哲学把实践推理看作对行动因果性的解释,但这种行动推理只是说明了行动形式的合理性。在实践哲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用于制作活动的制作推理和用于伦理活动的伦理推理,分别由技艺与德性和实践智慧保证了行动的实质合理性。它们不仅能够解释行动的原因,更能够用来指导正确的行动。其中,伦理推理是实践智慧的结构性要素,它能够贯通具体行动与实践的最高善。但这种实践推理只能表达主体单一视角的行动筹划,而不能客观地展示实践的复杂性和过程性,因此必须过渡到展现在悲剧中的叙事推理。叙事推理是涵盖行动者、旁观者和潜在行动者三个视角的综合推理。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是包含了制作推理、伦理推理和叙事推理的三重结构。

如何解读冯赖特对实践推理有效性的理解?

“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practical inference或practical syllogism②）,在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那里,是与“理论推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但是,后来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几乎全部聚焦在理论推理上,长期无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之说,尤其是在现代数理逻辑诞生之后.这种局面的改观发生在1957年安斯康姆《意向》一书的出版之后.该书不仅认为：实践推理是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发现之一。

实践推理基础上生成的道义逻辑——道义逻辑发展源流初探

实践推理基础上生成的道义逻辑———道义逻辑发展源流初探周祯祥２０世纪的逻辑科学具有多方向的穿透力。逻辑和数学的联姻形成了极富活力的数理逻辑；逻辑和语言的结合正在形成用逻辑解释语言的语言逻辑；逻辑在本世纪的中叶用数理逻辑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基本的哲学范畴必...

论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意志薄弱"问题的处理--兼论实践推理和行动的关系

意志薄弱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苏格拉底坚持一种绝对的理智主义道德观点,认为不存在意志薄弱的问题,知识或实践理性能直接引起行动。与此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着意志薄弱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知识或实践推理不能引起行动。

亚里士多德实践性推理的现代阐释

按照罗斯等人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实践智慧的形式时运用了"实践三段论"。为了把握实践行动中的逻各斯,亚里士多德提出目标和手段相宜性的"搜索"算法,在现代逻辑中可以用问题求解程序实现。以BDI模型为代表的智能体行动逻辑分析继承了亚氏关于欲望、理性和行动间关系的思想,是亚氏实践性推理的一种现代阐释。但BDI对信念、目标、意图的形式化中存在副作用和冗余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对意向性行动的理解不够全面。无论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体的行动,情境性、交互性和整体性是其推理的主要特征。

大学教师对“好老师”之理解的实践推理——一项扎根理论研究的过程及其反思

大学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时常会陷入两难困境,此时他们是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并做出行动抉择的?他们认为什么是"好老师"应该做的?他们是如何在实践中诠释自己对"好老师"的理解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教师进行实践推理的过程,实践推理赋予教师行动以合理性解释,有关什么是"好老师"的实践推理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会努力朝向好的教育实践。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取向,对数位大学教师进行个别访谈和焦点团体座谈,通过三级编码步骤,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以理为依归,情、理、法交至,追求教育实践合理性,是这些教师所认同的、面对教育困境时"好老师"的实践推理,也是他们眼中"好老师"形象形成的依据。而如此研究结果的发现,有赖于研究者对教师在两难困境中的行动决策和实践推理进行分析,而不仅仅停留在静态地对他们所说的"好教师"特征进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