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短篇写作(创作谈)

一九九七年开始写作至今,在文学的各种体裁里,最上心的还是短篇小说,绝大多数写作时间也都用在了短篇上。我对短篇的确怀有奇怪的激情,我也一直认为,短篇小说既是小说这一文体的“结晶”,也是这一文体的基石。缺少精进的短篇操练,小说高深的技艺无从谈起;写不好短篇,中篇和长篇多半也四面漏风。有意无意,短篇写作成了我写作的常态。通常短篇悟出点心得了,也是我小说竿头尺进的时候;短篇写作捉襟见肘时,往往也是我于小说的理解步履维艰之时。如果说这些年我的确在和写作较劲,那首当其冲的,是在和短篇小说较劲。

苏东坡黄州词《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写作时间考

《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一词是苏东坡在黄州重阳节涵晖楼宴席上填的。词人以诗的意境和语言,紧扣重九楼头饮宴,意境深刻,影响深远。至于该词的写作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词的思想内容、从写作背景考证《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词的写作时间、从思想情感考证《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词的写作时间等三个方面考证其写作时间,通过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南乡子·重九涵晖楼呈徐君猷》一词是苏东坡元丰三年(1080)重阳节所写。

唐小说《开元升平源》作者暨作年新论——兼及元和思潮与元和新政的文史影响

唐代小说《开元升平源》写姚崇十事故事,主张“开元升平”局面形成的根源在姚崇为相。被后世誉为唐代贤相的姚崇,史上真实地位并不高,是反思开元天宝经验教训的元和思潮和纠正德宗褫夺宰相权力与“姑息”藩镇政策的元和新政需要,始将其逐步美化成为辅佐玄宗开创盛世的一代贤相。小说所涉史实与事实多有出入,如“教坊长”之置在开元二年,与姚崇行贿入相风马牛不相及,言姚崇反对开边与战事,而实则相反;又如藩镇进献、宦官专权等,皆事出天宝之后,姚崇不曾经历,吴兢也难以预知;再如唐史中真正献“十事”者为元稹,真正有过不纳谏言即拒为宰相之举的是德宗宰相杨炎与萧复。姚崇十事故事,仅被元稹拜相时引用,除此更不见于其他唐典,而全凭巴结宦官入居相位者,也正是自元和初即反复高举姚崇的元稹。小说文本内容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以及陈鸿与元白之亲密关系,还有它与《大唐新语·姚崇》部分内容的雷同等相关事实,均可证小说作者为中唐小说家陈鸿,写作时间在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之间,即元稹入相前,为的是替元稹入相息谤除障、铺平道路,故托名开元天宝时著名史官吴兢以增其重。

庐州张崇事迹考——兼谈S.529v《诸山圣迹志》写作的绝对时间问题

本文利用敦煌文献和其他史籍的记载,对唐末五代杨吴时期任庐州刺史的张崇事迹进行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S.529v《诸山圣迹志》写作的年代问题。

龚自珍《病梅馆记》写作时间与相关梅事考

龚自珍《病梅馆记》举当时梅产地以“江宁之龙蟠”为首,但江宁(今南京)之龙蟠地小名微,而且不像“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那样盛产梅花,不过历史上江宁的盆梅生产一直较为突出。《病梅馆记》应作于作者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江宁之行之后,而其最直接的触因是江宁的盆梅产品。

《文选》刘孝标徐悱作品之作时辨——《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异议及其他

刘孝标《辨命论》作于"天监初至七年以前"与"天监八年或稍后"两说,分别因漏"初"与误解"经年"所致,是论作于天监十五年或略后;《广绝交论》作于"天监七年"说,缘误解"坟未宿草"与忽略"诸孤"必服阕后方能远出之背景,是论当作于天监九年冬或天监十年冬;《重答刘秣陵沼书》作于天监十六至十八年之间。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当作于天监十八年或其后的普通一、二年,甚至更晚,且以入普通以后作的可能性为大。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缘由及时间的探析

巴加图利亚和陶贝特等人对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考证式的解读,为我们理解这一著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也存在着新的疑问。从新世界观的制定、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进、同代人的启迪、与恩格斯交流哲学意见的需要等四个方面,探析其写作的深层缘由及时间,有益于彰显《提纲》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理论价值。

李大钊研究中亟须澄清的几个问题——李大钊几篇重要文稿的写作、发表时间纠谬

弄清李大钊有关文稿、特别是一些重要文稿的写作或发表时间,是研究李大钊思想产生、发展和有关活动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结论。本文主要探讨了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我的自传》等文稿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朱熹《观书有感》诗究竟作于何时

朱熹《观书有感》诗的写作时间究竟是哪一年,直接关系到对诗歌深刻意蕴的理解。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1176年,其实是虚构事实、误读历史材料的结果。因为这首诗在现代社会广泛流传,各种选本和教科书往往也予以收录,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辨证分析。

毛泽东《论鲁迅》为什么没在延安首发?——兼论成仿吾《纪念鲁迅》的写作时间及其他

一、毛泽东《论鲁迅》为何没有及时在延安发表？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祭日，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来校作演讲。这篇演讲就是著名的《论鲁迅》，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专门的、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但演讲记录稿却是到第二年3月才首次发表在武汉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第10期上，1938年11月钱杏邮主编的上海《文献》杂志又予以转载。为了说明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笔者还是根据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刊印稿作一个扼要转述。毛泽东说：

李贽《童心说》的写作缘起与年代考

本文提出李贽的《童心说》是一篇不指名的“明真揭假”而带有论战性的理论文章,是为回答耿定向“以妄乱真”的指责而写的。其写作时间,据耿定向《与周柳塘》第十八书“顷有诗讽耳顺”一语以及杨起元《柳师中秋寿诞》诗中“重来花甲倍寻常”一句,可以推定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丙戌八月中秋之前。

英语写作前计划时间因素受学习者认知方式与焦虑程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 10 9名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调查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学习者的认知方式与焦虑程度因素能够对英语写作前计划时间产生较大的影响 ,其中 ,随着考试焦虑水平的提高 ,学习者在写作前计划中所用的时间有明显降低趋势 ;而随着个体的认知方式趋向场独立性的程度逐渐增强 ,写作前计划时间的变化趋势则是逐渐增多。

《石叟牌词》写作时间新考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谭人凤的《石叟牌词》写作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亡命日本期间。但这种说法不无问题。笔者根据有关史料考证,《石叟牌词》的写作时间应为1917年春至1919年春。

《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

约楚怀王二十九年,汉北两城市被秦军攻占,屈原从放流九年的汉北逃归郢都,立即被逐,东迁夏浦一带后写出《哀郢》。“两东门”指汉北沦陷的两城市的东门,“九年不复”指九年没有复用。屈原未去陵阳九年,被逐期间(约一年)时刻希望返郢复用。

颜延之诗文四篇写作年代考

颜延之是南朝宋重要的文学家,一生写作了大量的诗文,为当时的文坛领袖。由于他的一些作品写作时间不详,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诗文本身以及对颜延之的深入研究。本文结合各个方面材料,就其中四篇作品的写作时间进行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徐祯卿《谈艺录》写作时间考

许多材料证明,徐祯卿的诗学理论著作《谈艺录》写于其见李梦阳之前。它代表的应是作者在吴中时期的文学思想,而不是“七子派”的文学思想。

刘令娴《祭夫徐悱文》的写作时间及其在古代祭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梁代刘令娴的《祭夫徐悱文》是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文佳作,而且对后代妻祭夫文的影响很大,然而,关于该文的写作时间、它在祭文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代妻祭夫文的影响等问题却较少有人加以探讨。

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写作时间考辨

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下文简称《劝进笺》）一文的写作时间,历来学术界众说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主张该文作于景元四年（263年）十月，唐修《晋书》将之系于此年，陆侃如和韩传达、高晨阳并赞成此观点。

老舍等致巴金便条信写作时间梳考

《写给巴金》一书中收录了老舍等致巴金的便条信两通,其中第一通信涉及到老舍、巴金、梅兰芳、王瑶卿、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等人的文学交往活动,但此信件在作家研究中并没有引起重视,主要原因在于信件没有确定写作时间。本文对这通便条信进行考释,确定信件的写作时间为1950年6月10日。信件的背后,涉及的是共和国初期北京市文联组织的欢迎梅兰芳的重要文学活动,但《梅兰芳年谱》却把梅的戏班子活动错误地认为是梅兰芳的个人活动,这是不可取的。从信件笔迹来看,它可以归入老舍书信集之中。

谭人凤《致章太炎书》写作时间考

谭人凤的《致章太炎书》未署年份,汤志钧先生将其写作时间定为1917年10月22日,但此说与史实不符。根据对有关史料考证,《致章太炎书》应写于1916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