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抑或“卡通风格”——《鬼妈妈》跨媒介艺术表现的比较研究

尼尔·盖曼小说《鬼妈妈》,亦被改编为图画小说和动画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拉塞尔图画小说的写实主义风格,与原著的主题思想——成长与探索——更加贴合;而插图与电影卡通化的图像造型却与盖曼小说的精神要求——认识自我、直面真实——有所参差。进一步来说,写实主义与卡通风格的艺术造型方式外在虽有区别,内在亦有相通性,二者均可为主人公与读者的成长服务。

浅谈超写实主义在当代陶瓷雕塑中的运用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艺术层出迭见。随之而来的超写实主义与陶瓷雕塑艺术结合后,在当代陶瓷雕塑领域,超写实主义的运用给艺术家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表现力。

论创造社的“转向”及其对现实主义文论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创造社集体“转向”事件,不能单纯地被看成是一个文学社团的政治抉择,而是中国现代“文心”重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创造社是一个自带革命基因和道德纯洁主义倾向的浪漫派社团。他们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完成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洗礼”,坚信马克思主义人学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感”的正义性。在创造“革命文学”这一总目标下,他们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文学史观,与人性论者和写实派作家展开了论争和批评实践,整体性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世界观以及创作方法等命题的思考,为建构集体主义美学与现实主义文论铺平了道路。

蓄势:宗其香的早期笔墨实践与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探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内忧外患。中国画坛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事件与社会风潮密切相关,许多画家在这一时期聚集重庆。这一时期是他们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史的变革时期。宗其香作为其中的一员,对中国画进行了改革。他融合中西,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他在重庆时深受徐悲鸿的影响,创作了一批现实主义题材的画作,同时也用独特的笔墨描绘了嘉陵江之夜的奇幻景色,在夜景中找到了艺术创作的突破口。这个阶段可被视为宗其香艺术人生的“蓄势”时期。这一时期,聚集在重庆的众多画家亦在各种思想的相互交融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并由此构筑出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写实主义绘画

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写实主义绘画风格对当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分析20世纪英国绘画语境,探讨卢西安·弗洛伊德写实主义探索的渊源,并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色彩与光影的运用两方面分析卢西安·弗洛伊德写实主义探索的表现。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理论“误读”: 再论太阳社对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引介与运用

在1928年中国左翼文坛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率先译介了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以此作为“新兴文学”重要的理论支柱。太阳社关注“藏原理论”,既是缘于新兴文学实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文艺理论诉求,又存在与创造社“理论竞备”的现实契机。而“新写实主义”在中国左翼文坛的批评实践及其演变轨迹,实际与太阳、创造二社同茅盾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相伴相生。在茅盾与钱杏邨的对话关系中,正是对于“新写实主义”之无意/有意的误读,部分造成了论争的错位、激化,并实质上影响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阐释路径及走向,“钱杏邨理论”与“藏原理论”之差异亦由此呈现。钱杏邨的理论取舍与得失并非孤例,而是折射出早期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实践的普泛性困境。

写实主义文学对文明冲突理论的呼应——细读库切的小说《耻》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之间矛盾、斗争和隔阂的深层次原因。南非著名写实主义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的小说《耻》用生动的笔调刻画了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与黑人、文化与社会、政治与文明的冲突 ,从而形成了对文明冲突理论的呼应 ,也对文化战争论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警示。

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中国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接受与阐释

现实主义在晚清以"写实派"的概念引进中国,"写实主义"在"五四"时期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五四"时期对写实主义的接受有着科学和进化论两个重要的背景,"理想的写实派"是"五四"文学的理想形态,这是1930年代接受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1930年代初,"五四"时期普遍使用的"写实主义"这一概念经过重新翻译,以"现实主义"的译名基本固定下来,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成了现实主义定义的核心内涵。抗战前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与现实主义相关的诠释与争论,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主要历史脉络。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有关真实性、典型、形象思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问题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现实主义展开的。

写实主义的概念与历史

本文探讨了绘画中的“写实主义”观念,试图将作为观念与作为历史上的艺术运动的“写实主义”区分开来进行理解。前者包括写实的哲学悖论、写实与人类制像的本能、写实作为激活艺术的源泉,而后者涉及写实主义的历史概念、写实主义与历史画的关系以及19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性质。

写实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兼论王肇民“形是一切”

艺术理论界关于写实主义的种种讨论,不仅证明写实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充满复杂而模糊的色彩,同时,在美术创作层面上,其种种样态也无法加以简单概括。王肇民面对艺术本体提出"形是一切",应该是我们重新读解中国艺术语境中的写实主义实践的基点之一。

关于徐悲鸿、写实主义及其论争

在20世纪,写实主义这个概念一开始是与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民主的潮流相伴随的,观察、分析以及如实地再现客观对象成为普遍的风气。作为写实主义绘画的重要代表,徐悲鸿强调写实与素描的重要性,他的目的是希望用写实绘画重新树立艺术的观念,再现社会现实,表现历史与社会理想。徐悲鸿事实上将西方学院艺术与写实主义运动的精神混淆了,这就给写实绘画开辟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方向。可是,无论如何,对于长期以文人画传统为背景的中国画家,写实绘画的基本方法是他们接近现代社会的必要课程——这也正是徐悲鸿的历史意义。

现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

一、困惑与误读现实主义主流论在八五年以前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众多的评论家异口同声地用现实主义的回归——复兴——深化来概括新时期第一个十年文学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几年过后的今天,现实主义虽然还没有成为人们忌讳的不祥之词,但至少已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在不少人眼里,现实主义已经和为政治服务,急功近利,缺乏想象力等划上了等号。这固然是出于一部分人的偏见和误解,但在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下,现实主义确实陷入了困境。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改造上,为现实主义加定语成了时髦。“新现实主义”、“

贾平凹:走向“微写实主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新作《极花》也不例外。然而，人们似乎更关心《极花》所讲述的极具现实色彩的妇女拐卖题材，而对这部最新长篇小说的文体意味还缺乏足够的思考。事实上，我们必须看到贾平凹在《极花》创作中所做出的双重努力，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艺术统一问题。

左右同源: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持续存在于1920年代之后约半个世纪的新写实主义文艺思潮,不仅包括左翼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包括一直被忽略的右翼的三民主义写实主义。左右两种新写实主义理论,尽管服务于各自所属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竞争需要,却都是源于20年代的苏联和日本,源于相同的革命政治思维和文学工具性思维。

美国女作家杰斯敏·沃德小说《拯救骨肉》的写实主义

美国年轻黑人女作家杰斯敏·沃德以她的第二部小说《拯救骨肉》摘得了201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小说奖的桂冠。小说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巧妙地运用隐喻的修辞方法,大胆谈论争议话题,真实地描述了美国南部小镇的贫穷与人们在自然灾难中显示出的亲情。

论当代台湾电影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递嬗

1960年代,台湾"健康写实电影"所追求的只是有限度、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才为台湾电影真正建构了写实主义美学精神。在后新电影时代,台湾电影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空前高涨。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艺观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当代台湾电影不断地张扬写实主义美学精神,本质上是在颠覆这种传统的文艺观,并致力于追求美与真的统一。这在中国文艺观念的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意义。

徐悲鸿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及其教学体系

本文论述了徐悲鸿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及其教学体系,同时认为,徐悲鸿留给中国美术教育界的不仅是美术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种精神。

写实主义绘画的境遇及其思考

写实主义绘画,尤其是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曾经是人类美术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19世纪末之后,它受到摄影术、现代艺术的挑战,然而,它们不是写实主义绘画的"克星";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的社会环境与片面的西方艺术"主流意识",才是写实主义绘画发展的真正阻碍。我国正在兴起的写实主义绘画,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应对西方艺术的发展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性提出质疑,并立足本土来开拓写实主义绘画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