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佛教經典寫造流傳的層遞呈現——以敦煌寫經題記爲中心

隋意圖以佛教統合國家意識,襄助鞏固南北歸一的政治成果,經藏的寫造流傳正是宣揚佛教的重要手段。敦煌文書中的隋代寫經題記呈現了都城大興、敦煌及諸大都邑之間佛教寫經層遞式的寫造流傳:帝后率先垂範,宫廷寫經展現王朝整修故經、翻譯新經的最新成果,形成國家性典範;鎮藩親王在地方回應,聯結州寺僧綱、王府僚屬製造王府寫經,進而建立地方性典範;以都城大興爲中心,全國諸大都邑爲輻射點,寺僧民衆的寫經帶動佛教新知的流轉,合流統一的意志和佛教新學由中央傳播至敦煌等地。

张议潮与吐蕃文化

由于大半生生活在吐蕃时期,受家庭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张议潮藏汉文兼通,这在他抄写汉藏两种佛经的尾题中得到证明。他还曾跟随吐蕃高僧———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学习藏文。从他学习吐蕃文、取吐蕃名“赞热”、抄写吐蕃文佛经以及早年赴逻些接受召见,还有夺取政权后极力挽留法成等等举动中,我们看出张议潮有很深的吐蕃情结。

敦煌阴氏与佛教的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阴氏与佛教的关系例证了石窟由佛窟到祠堂功能的转变;通过对阴氏写经题记的分析旁证阴氏就是在武则天时期飞腾发达的,并着重分析了“七世父母”的问题,认为其反映着三方面的内容,而主要的是对儒家“孝”思想的反映。认为一切跟佛教有关的活动都蕴涵着人们的思想感情,是人们内在想法的外在表露。

敦煌写经反映出的敦煌与长安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影像

我国传统文化的敦煌写经中的一些题记目前还较为完整,主要保留了大量的珍贵历史影像,如大唐盛世中唐都长安佛教的珍贵资料。其中在《慧观题记》中记载了永淳682元年的京畿大饥荒事件,主要记载的是一些从外州府出行的大量旅僧被遣返至原籍或者重返故土的历史画面。而这样的历史事件也仅存于敦煌写经中关于对唐都长安佛教的记载,也可以反映出敦煌和长安之间存在佛教文化的交流,并且完好记载了丝绸之路中各个重要的城市与敦煌之间的联系。

吐鲁番出土北凉时期写经题记研究——以《优婆塞戒经》为中心

五凉时期,各凉国大都统辖西域,保证了中西交通的畅达。佛教徒也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道不间断的风景。很多僧人在凉州讲经译经、发展徒众、兴窟建寺,极大地影响并促进了凉州佛教的繁荣。诸凉政权的统治者及百姓都信奉佛教,这是因社会动乱的现实使人不得不走向追求精神世界的平静与永恒,从宗教处补偿现实苦难给心灵造成的伤害。通过对《优婆塞戒经》题记的研究,考察少数民族政权,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与佛教在北凉传播的盛况展现出来。

从写经题记看敦煌地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

敦煌写经题记作为记载写经者身份、写经时间、写经目的等内容的重要材料,其对分析和研究敦煌社会历史背景、各阶层民众生活及信仰心态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相关写经文献题记的整理与分析,可发现唐宋时期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在敦煌地区广泛流行,敦煌民众不仅抄写相关佛经,还举行相关仪轨活动。从敦煌写经题记所记录的情况来看,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具有信仰群体的广泛性、信仰动机的功利性以及与佛教其他信仰的交融性等特点。

吐峪沟新出写经题记残片考释

2017年吐峪沟发掘出土了一件写经题记。通过写经题记内容并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其的书写年代及出资人的身份进行了考察,其书写年代当在高昌延寿二年(625),出资人高夫人应当为义和年间到延寿年间升任参军高宝的妻子。

“七世父母”与庶民之祭

“七世父母”始见于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这部经属中土最早传译的大乘佛经。在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中,“七世父母”和“所生父母”对举,两者共同成为救助和济拔的对象。唐代高僧宗密发覆了“七世父母”的佛教内涵,并把盂兰盆会仪式作为“悲智六度法门”予以强调。“天子七庙”的“七”代表庙制的最高等级,“七世父母”的“七”亦代表“终极解脱”,然前者为帝王专用而后者成为庶民祭祖方案,其中彰显的平等观乃佛教对中土文化的独特贡献。在南朝,盂兰盆斋会成为佛门主导的孝亲祭祀仪式;在北朝,造像碑题记和敦煌写经题记显示,“七世父母”渐渐加入到庶民祈愿祝福的主要“奉为”中。梳理“七世父母”在观念世界的生成和在中古生活世界的流布,旨在呈现大乘佛教慈悲观念如何进入中国思想、如何参与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塑造。

敦煌写经题记中的唐长安佛教影像

敦煌写经题记中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唐都长安佛教的历史影像。《慧观题记》揭示了永淳元年(682)京畿大饥荒期间,来自外州府的大量旅京求法僧被遣返原籍或被迫返回故里的历史景象。《常会题记》反映了长安佛教寺院改额之后往往继续称其旧额的传统。《明真题记》则揭示了中宗末年至宪宗初年长安存在另一所福寿寺的隐秘历史。这些仅见于敦煌写经题记中的唐长安佛教影像,反映了敦煌与长安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与沿线重要城市敦煌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