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健康权保护义务的对世性——TRIPS下专利权和健康权冲突的出路

专利权和健康权的冲突自TRIPS协议确立的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后愈演愈烈,《多哈宣言》缓解了二者的冲突,但未从人权的角度为健康权保护提供依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健康权,但却因用语模糊而被认为是一种政策性原则,TRIPS协议对专利权"私权神圣"的保护模式更加重了健康权的"弱势"。健康权对应有明晰、具体的义务,而非模糊的政策标准。在国际法人本化时代,健康权代表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折射出国家保护健康权所承担义务的对世性。这为解决TRIPS下专利权和健康权冲突提供了解决思路。

浅析产品质量义务的对世性

我国《产品质量法》设定了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并规定相应的罚则，这一系列强制性法律规范的施行，有效地维护、实现了《产品质量法》的立法宗旨，提高了我国产品质量水平。在查办产品质量案件过程中，分清产品质量法律关系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属性，有利于我们准确适用法律。

股权变动模式的理论反思与立法选择

有限公司股权变动模式是我国公司法学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亟待解答却又未形成共识的难题。股权所承载的法律关系兼具对人性和对世性,其变动应以能够使不特定第三人知悉的公示方法为生效要件,以彰显对世性法律关系的变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有限公司股权变动应采登记形式主义模式,即以工商登记作为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以此实现对股权变动中对世性法律关系变动的有效公示,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降低股权交易当事人事前信息成本和事后纠纷处理成本,并为公司经济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一套逻辑清晰、体系融贯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

论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规范体系中的客体特定原则

物权客体特定原则是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规范体系中的基础性原则,无论是物权编中的“物权法定原则”、公示公信原则,还是物权的排他和支配效力,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理论一般都将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对待。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这一原则,但从整个物权编体系的规范结构看,这一原则是确实存在的。对此,我国学者多使用的“一物一权”的表述并不十分妥帖。一物之上可以存在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抵押权的事实已经说明“一物一权”的外延仅仅能够适用于所有权,而非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物权客体特定要表达的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物权,只要具有物权的效力就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物(或者权利)之上。它比“一物一权”更符合物权法规范的体系构造。“客体特定”就要求物权必须建立在特定的、单个的物之上。“集合物”有时也能够笼统地作为抵押权的标的物,但是,如果进行抵押权登记,就会发现集合物无法进行登记,处分时也是单个地转移所有权。从本质上说,所谓的集合物所有权就是多个单个物所有权的集合,并不存在集合物的所有权。

再论物权的概念

物权概念具有抽象性与普适性,难以对各种物权的主体一一列举,物权的主体应当采用“权利人”的表述。权利人的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开放性,可以将各种主体纳入其中,能够为未来出现的新型物权及其主体的确定留下足够的空间,也符合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形态。物权的客体主要指动产、不动产,是有体物,特殊情况下权利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物权的支配性与物权的客体主要是有体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无体财产权也具有支配性,但其客体范围很难像有体物那样确定,所以支配性较差。物权法应当将物权界定为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对抗第三人的权利。

关于《物权法(草案)·总则》的几点思考

本文探讨了物权法草案总则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作者认为,物权的概念中应当包括对世性,应当规定物权优先于债权的规则,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效果,区分所有权移转中的公示方法与他物权设定合同的公示方法,区分动产的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的公信原则,增加实质审查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异议登记制度,对有权查阅不动产登记簿的人作出适当限制,对于法院的确权判决和裁定对物权变动的影响应当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论物权的性质

物权的性质是物权这一民事权利区别于他项民事权利如债权的标志。从民法发展史上看,物权的性质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一个实定法上的概念。物权的性质主要包括: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是一种绝对性权利;是一种独占性或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不可侵性的权利等等。研究物权的性质,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物权法》第2条第3款关于物权定义的规定具有指导意义。

论物权的特征——从物权与债权之区别为视角

物权是权利人对物的权利 ,物权关系反映了主体对客体物的支配关系和客体物对主体的归属关系 ,物权最明显的外在体现是物上请求权 ,具有直接支配性、独立性、排他性三大特征 ,而学者论述较多的物权的对世性、优先性。

论自决权的强行法性质——以“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为切入点

强行法一直以来是国际法中争议不断的问题。从司法层面,国际法院(ICJ)的实践对其确认和发展做出过相当贡献。在2019年2月ICJ就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一案出具的咨询意见中,法院论证了自决权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进而确认其是一项具有对世性的权利。在此基础上,结合联合国的权威文件、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实践,可以进一步判断自决权是一项强行法规则。对于自决权属于强行法的分析,有助于澄清强行法的判定标准,并且为国际法委员会(ILC)对强行法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简论客观制度的要素

客观制度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条约法时是作为"合同不损害第三者利益原则"的一项例外被提出的,被定义为产生对国际社会整体有效的权利义务的条约制度,在讨论条约法草案过程中,这一概念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在最终的条约文本中,它并未被采纳。当缔约方出于共同利益目的,为特定区域、国家、领土、地区、河流、水道或海洋、海底或领空的某一区域创设一种普遍性权利和义务,并且参与制定或同意该条约的国家对条约的标的有管辖权时,该条约将建立一种"客观制度"。

意大利民法中非物质财产权利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知识产权、股权等权利在法律地位及与物权的关系上存在一定的困境。意大利民法中的非物质财产包括知识型财产和信用财产;非物质财产权与物质财产权利共同组成财产权利体系,绝对性是其共性。对此,我国可以予以借鉴,对知识产权、股权等确立非物质财产的概念;非物质财产权利与物权同为财产权利的两个种类,其共性在于绝对性以及由此引申的对世性,支配性只是物权的特性。

我国居住权设立的正当性

2007年《物权法》并未规定居住权,致使实践中出现的案件只能以债权来处理。然而,居住权债权化的处理结果并不能为居住权人提供充分的保障,也未能忠实地执行所有权人的意志,有违私法自治理念。居住权之物权法定化,不仅能使其获得对世效力,也体现了民法的人文精神,因而不论从民法理论还是从实践需要来看,居住权回归传统人役权无疑都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论“义务人的知晓”对物权/债权二元区分的改善

1978年以后,我国为了迅速重建市场财产体系,只能依靠人为理性的快速建构,历史地选择了物权/债权的二元区分财产权结构。总体来看,这一结构既有历史前见提供的路径依赖,又符合日常经验的常识认知,也能满足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需要以及现代交易的正当保护要求,因此具有历史、经验以及逻辑的自洽性,从整体结构上应予保存。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带来的复杂交往互动,这一典范式结构也从产生、变化阶段走向质疑阶段,受到了不绝的批评,基于其内在理论冲突、外生"中间权利"现象以及逻辑推演规则应用中的诸多矛盾,必须对现有物权/债权的僵硬区分标准予以改造。为此,有必要在现代权利话语语境下,以"义务人的知晓"作为物权逻辑链的新支撑,通过三个层次的默示外观反向推理方法重新建立物权的判断标准。同时,可借以实现私人意思判断坐标的转换,以权利人本人的意思与权利相对人的意思相互制约、互动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