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品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对冲风险与经营绩效的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16家上市银行2001-2015年的经验数据,对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品影响其公司治理的效果进行了检验,并基于控股股东的内外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探究。研究结果表明:在风险防御方面,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金融衍生品呈负相关关系,即金融衍生品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对冲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外资控股的商业银行中,在内资控股的商业银行中,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对冲作用并不明显;在银行绩效提升方面,银行经营绩效与金融衍生品显著正相关,即发展金融衍生品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该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内资控股银行中,而在外资控股银行中并不明显。以上结果表明,在外资控股银行中,金融衍生品主要扮演"风险对冲"角色,而在内资控股银行中却主要扮演"业绩提升"角色,发挥提升银行经营绩效的作用。

跨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染和风险对冲:基于高维VAR for VaR模型的研究

金融稳定需要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与以往文献只是探究两个市场的风险传染不同,本文利用高维VAR for VaR模型将中国的汇市、债市、大宗商品、金融期货和股市等五个金融市场纳入统一框架,分析这5个金融市场在不同状态的风险溢出效应,这有助于捕捉冲击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而产生的间接影响。Wald检验和后验分析表明5个市场间只在危机或泡沫状态时存在明显的风险溢出效应。同时,本文利用压力测试发现单个市场的短期冲击影响会被其他金融市场如股市消化吸收,但4个金融市场都处于正常状态会明显降低其他金融市场如股市的左尾风险。此外,本文提出利用单个金融市场在同一时点的不同分位数计算每个金融市场在同一时点的预期收益、波动风险和崩盘风险,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结果更加稳健以及减轻极端值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金融市场间是否能够对冲彼此的波动风险和崩盘风险。结果显示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能够有效地对冲其他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和崩盘风险,但汇市、债市和股市无法对冲其他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和崩盘风险。

企业绿色沉默能否对冲碳风险溢价?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的高碳排放企业为样本,构建沉默式披露数据库,考察企业绿色沉默与碳风险溢价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企业绿色沉默能有效对冲自身碳风险溢价,沉默程度越高,越能抑制碳风险溢价;(2)绿色沉默通过降低市场关注压力和提升外部债务融资水平来对冲风险,伴随碳排放水平、市场竞争强度与环境政策变迁压力的不同,沉默的风险对冲效应有所差异;(3)绿色沉默具有行业转嫁效应,会加剧同行业竞争对手的碳风险溢价。这说明,沉默式披露是企业转嫁内部风险来应对外部性压力的自利行为,应当警惕和预防绿色沉默在企业间的蔓延,降低社会系统性碳风险。本文补充和发展了企业绿色沉默与碳风险溢价的相关研究。

超长债组合管理和风险对冲

2024年以来超长债备受热捧,表现为成交量放大、换手率提高和收益率快速下行。其驱动因素主要有:收益率曲线扁平化带动超长债交易情绪、广谱利率下行提升超长债配置价值以及超长债供给增加提升市场深度等。金融机构要根据税收优惠、资本成本、风险偏好等情况择机构建适合本机构的超长债组合,同时也要用好利率互换、国债期货等风险对冲工具,谨防行情变化导致投资组合出现较大波动。

沪深300股指期货的风险对冲实证——以VaR-GARCH模型检验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金融市场高度发展的当下,本文选择沪深300股指期货作为研究对象,以Va R-GARCH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其收益能够显著覆盖Va R,能够显著对冲风险,表明投资者可以根据Va R进行投资决策以对冲风险,最后本文将其与一定股票池构建组合后,发现其能够通过降低组合收益波动性以对实现对冲发挥风险效用。

陈宇:次贷危机亲历者的风险对冲法则

今年以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很多企业面临订单减少、盈利较难等一系列困局。对当前经济形势,青年创业者怎么看?如何应对?总部位于杭州的跨境支付机构PingPong,上半年,服务跨境电商“传统业务”面临着中小用户新增速度放缓的局面,但两条“新战线”取得可喜成绩——一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绿色债券风险对冲能力分析:以中美市场为例

疫情期间,黄金等传统避险资产的对冲有效性因尾部相关性而大幅降低。绿色债券因专注于长期可持续的投资,成为抵御气候风险、金融风险和疫情等罕见灾难的重要对冲工具。本文通过Copula函数分别分析了中美两国绿色债券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联合分布,并通过分位数对尾部相关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所有选定的其他金融资产在两国都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厚尾和尾部相关性。虽然绿色债券的对冲有效性在疫情期间有所降低,但其所对冲的是尾部风险而非一般风险。结果表明,绿色债券在对冲尾部风险尤其是在外汇市场风险方面有重要作用;中美两国的绿色债券在许多方面表现趋同,这表明跨国差异小于跨资产差异。

外汇衍生品、汇率风险对冲与出口企业盈利能力——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法,在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前提下研究外汇衍生品对出口企业盈利水平以及盈利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使用外汇衍生品可以提升企业的出口收入,但不能显著提升出口利润;使用外汇衍生品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盈利水平的波动性,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应推动国内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完善风险监管机制,以提高外汇衍生品的使用效率。

需求不确定环境下的汇率风险对冲及其对供应链运作的影响

基于需求和汇率风险下的一个全球二级供应链(其中,风险规避的上游制造商和下游零售商分别面临汇率风险和需求风险),分别建立并求解了制造商对冲/不对冲汇率风险两种情形下的模型均衡。研究了制造商的汇率风险对冲策略在供应链运作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该策略能够有效提高供应链系统的订货水平、降低制造商自身收益的波动性。进一步,研究了汇率和需求两种外生风险如何影响汇率风险对冲策略下的供应链运作均衡和盈利性。结果表明:对汇率风险而言,下游零售商收益的方差不受其影响,上游制造商收益的方差随其反向变化;对需求风险而言,上游制造商收益的方差不受其影响,下游零售商收益的方差随其反向变化。这意味着,制造商的汇率风险对冲策略对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风险传导起到了有效的阻碍作用,从而使得供应链系统的盈利水平更加稳定,抗需求和汇率风险能力均得以提高,并实现了收益与风险之间的权衡(收益与风险随着两类风险同向变化)。

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效果研究——基于债务税盾的视角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实施,使得中国企业跨境投资增多,外汇风险加大,很多企业尝试使用外汇衍生品来对冲风险。文章以2007—2014年中国跨境投资企业为例,基于债务税盾的视角,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了中国跨境投资企业外汇风险对冲的效果。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能增加企业价值,普通OLS回归结果显示外汇风险对冲可给企业带来7.5%的价值溢价,在使用PSM方法控制了内生性之后,价值溢价更是高达10.40%;外汇风险对冲能增加企业的债务税盾,带来节税收益,OLS结果显示外汇风险对冲可使企业债务税盾平均增加60.4%,即使用PSM方法控制内生性之后,发现仍可增加39.85%;高跨境投资额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和债务税盾,但低跨境投资额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效果不显著。

成长冲动与风险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扎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提出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企业海外并购的两大动因,即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同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内生有机成长方式、外在本土并购扩张方式受到了阻碍;企业面临着因融资成本、非经营性成本增加带来的风险;此时,海外并购便成为企业的最佳策略。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在成长冲动和风险对冲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并购来替代本土并购,且这种替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成长冲动强烈、融资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较高、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海外并购策略,以规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的企业价值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外汇衍生品是企业对冲汇率风险的有效工具。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1年共计3 105组数据为样本,通过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运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的企业价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对冲汇率风险能够给企业价值带来平均约19%的溢价规模,进一步的研究则显示这种溢价效应与汇率风险暴露程度正相关。据此,应该坚持外汇衍生品服务于实体经济、完善外汇衍生品的合约品种、加强企业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提升外汇衍生品市场透明度。

VaR测度下的风险对冲策略研究

本文分别在正态分布和任意分布设定下讨论最小在险价值(VaR)的风险对冲问题。在正态分布设定下,本文深入讨论最小方差对冲比率和最小VaR对冲比率的性质,并得出最小VaR对冲策略下组合收益率的均值和方差大于最小方差策略下组合收益率的均值和方差。在任意分布设定下,本文构建一种新的VaR对冲模型,该模型引入非参数核估计方法对VaR进行估计,然后基于VaR核估计量建立风险对冲问题,实现风险估计与风险对冲同步进行。实证结果非常稳健地表明,不做任何分布假设下的核估计法得到的风险对冲效果优于最小方差对冲策略和正态分布设定下的最小VaR对冲策略。

跨国企业外汇风险对冲研究述评:动因、方式与效果

随着"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跨国企业境外投资、跨境贸易愈发频繁,企业所面临的外汇风险也逐步增加。伴随着外汇衍生品市场逐步完善和衍生品种类的迅速增加,应该使用哪一种方式进行对冲以及如何使对冲更有效率已成为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热点。虽然当前已有一些关于跨国企业外汇风险对冲的研究,但由于过于分散而缺乏系统性,研究广度和深度均需进一步加强。有鉴于此,文章按照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将企业外汇风险对冲的文献划分为四个维度,分别从对冲内涵、对冲动因、对冲方式和对冲效果四个方面进行述评,并结合环境变化对外汇风险对冲的未来研究方向作了展望,以期丰富和拓展跨国企业外汇风险对冲的研究视角。

CEO权力、外汇风险对冲决策与企业综合绩效

以北京上市跨境投资企业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CEO权力强度和企业综合绩效,并基于Baron-Kenny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CEO权力、风险对冲决策与企业综合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权力与企业综合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外汇风险对冲决策正相关,外汇风险对冲决策在CEO权力对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中产生了中介效应,即CEO权力越大,越倾向于及时为企业做出外汇风险对冲决策,进而提高企业综合绩效。进一步将CEO权力区分为四种分维度权力时,发现只有CEO组织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而CEO的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论企业风险对冲与管理者激励

本文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利用风险管理决策的效用原则,分析企业管理者不同薪酬制度下的风险偏好和风险管理决策；进一步说明股东可以通过设计不同的管理者薪酬计划,校正管理者在风险管理决策中的利益动机,进而使管理者制定的风险管理决策符合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外汇风险对冲能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吗——基于跨境投资企业分类研究的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跨境投资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外汇风险,而使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对冲则是有效管控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转轨国家跨境投资企业分类研究的视角,以2007~2014年中国A股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外汇风险对冲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就全体样本而言,中国跨境投资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能显著降低其股权融资成本;按所有制差异划分企业类型,发现国有跨境投资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对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并不明显,但在民营企业降低效应显著;将民营企业按区域差异划分,发现只有东部地区民营企业的降低效应显著;将全部企业按行业集中度划分,发现完全竞争型和高垄断型行业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能显著降低股权融资成本,但低垄断型行业企业的降低效应不显著。

外汇风险对冲与企业财务困境:缓解还是恶化?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跨境投资日益频繁,而汇率波动风险也更加凸显。北京市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城市,其海外投资企业通过使用外汇衍生品来管控汇率风险。然而,外汇风险对冲是缓解还是恶化了企业的财务困境?以2007—2016年北京海外企业为例,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能显著缓解企业的财务困境,而过高的股权制衡度会抑制外汇风险对冲的缓解作用,相比于低成长性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的风险对冲对财务困境的影响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对财务困境的缓解作用在高跨境投资额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四大”的严格审计会降低风险对冲的缓解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外汇风险对冲与企业税负:增税还是减负

以2007~2016年北京市跨境投资企业为样本,基于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外汇风险对冲对于企业纳税负担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外汇风险对冲增加了北京跨境投资企业的纳税负担,源于我国企业的税收函数是非凸性的,而这是由境内外双重征税、东道国税收歧视、地方政府性基金等三方面因素所致;较高的股权集中度会弱化外汇风险对冲与企业实际税率的关系;按企业特征划分样本,发现民营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对于实际税率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国有企业,而跨境投资小规模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系数要大于跨境投资大规模企业,并且更为显著。

实物期权定价与风险对冲方法研究(英文)

实物期权定价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其基本资产不可交易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在市场中寻找一个与该基本资产最为相关的可交易资产,利用可交易资产的价格信息来对特定实物期权进行定价和风险对冲.利用随机动态规划法,本文得到基本资产不可交易时实物期权的最优风险对冲策略,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得到近似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