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日本对华认识相关研究热点及动向——基于多语种文献资料的量化分析

随着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当代日本社会对华认识的相关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除传统的中文、日文文献外,本文将英文文献作为日本对华认识研究的第三方主体纳入分析范围,运用不同语种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分别对J-STAGE、CAJD和WoS数据库论文的关键词进行量化统计和可视化分析,通过多地区视角呈现了该课题研究重点在不同语种数据库文献中的特点和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剖析生成这种差异的国家社会背景机制。研究发现,日文文献更加结合日本社会问题,围绕其人口、地方问题展开与中国相关的认识和研究。中文文献中的对华认识研究成果呈现了对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高度关注。而英文文献则更明显地关注政治、外交中的日本对华政策,也更偏向将中日两国纳入东亚地区进行研究。其中隐藏的是中日两国经济地位逆转带来的研究范式转换、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趋严峻的经济和人口问题影响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妄图通过制衡地缘政治关系获取长期利益等背景要素。而这种差异提示我们,探讨对华认识时需要厘清对话主体之间存在的深层差异,同时要留意到在认识和被认识主体的二元结构以外世界其他国家的分析视角。

日本近代以来对华认识研究现状分析

本文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分别收集和整理了中日两国学界对日本近代以来对华认识课题研究的状况,着重把握了研究人员、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形式。在此基础上对两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成绩和缺点,提出了新的研究框架并讨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日本对华认识研究方面的社会分层问题探析

日本对华认识研究的前提是完成对概念的界定与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考察日本政界、经济界、舆论媒体、学界、民界各自发生的作用,能够发现日本社会对华认识的生成路径:政界的对华政策与经济界的经济利益谋求结合形成某个时期的日本对华认识框架;舆论媒体在此框架之下展开具倾向性的宣传,使此认识框架更加明晰;在此基础上,学界的研究与其遥相呼应,推动了社会舆论的形成;信息化的发展及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利益纠葛使民间团体和一般民众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故应实现对日本社会各阶层对华认识形成的原因、过程、影响力等进行全面、综合、详尽的研究。

复交以来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中日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及其具体的行动选择,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走向,更能够对中日经贸关系乃至中日关系的整体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可分为四个时期:中日复交初期,日本经济界人士已认识到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并加强理解,主张积极推动经贸关系的发展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崇尚"友好"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受到中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并较快地做出对华认识的调整和行动选择;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界积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支招,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并蔓延;新世纪以来,随着中日关系的起伏,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逐渐趋于理性,对中国经济的认识经历了悲观论、乐观论到威胁论再到机遇论的过程。在日本总体保守化倾向日趋加强的同时,日本经济界人士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日本汉学家松平康国的对华认识及其政治倾向

松平康国于1902年至1907年间先后受聘为直隶学校司编译处主笔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政法顾问。来华之前,他认为中日两国应该彼此互信,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侮,但日本应该引导与帮助中国改革,中国自身亦须发扬儒教的真髓,同时学习西洋的"格致"和政治制度。在华的经历则使他对中国越发感到失望和担忧,公然宣称"儒教衰于中国,而精神存于日本"。他赞成宪政,却认为孙中山、康有为等"有灭清之志,而无济民之意,不足相为谋",更不慊于袁世凯的政治品德,甚至认为中国人极端自私的本性不适合于共和制度,因而支持以肃亲王为首的皇室复辟势力。在幕末明治时代来华的日本人中,像松平康国的这种对华认识具有普遍性,共同构成了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底色。

从“亚洲一体论”的变质看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华认识

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思想被认为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来源之一。这一基于美术领域的思想与日本浪漫派相遇而发生畸变,成了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根源。建立互利、互尊的中日关系需要从日本侵华的文化根源出发展开探讨和分析,通过了解冈仓天心的东方文化观,厘清"亚洲一体论"变质的过程,才能谨记其教训,进而推进今后中日两国良好关系的发展。

模仿与抗衡:《日本灵异记》中的对华认识研究

《日本灵异记》为日本短篇佛教故事集的滥觞之作,其文本对了解日本古代对华认识有深刻意义。平安初期,日本虽盛行“唐风文化”,但日本早就试图挑战“华夷秩序”,表现出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尊中国为“华”,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欲与“唐土”相抗衡的姿态。通过对《日本灵异记》序文的书写、正文对中国故事的改编以及文中的“圣朝”“圣君”背后的含义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梳理编者景戒对华认识的主要观点,并揭示他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管窥古代中日两国关系的一隅,以期对现代两国关系的构建有所裨益。

从日本《通商白皮书》看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变迁

从认识分层的角度讲,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是日本对华认识的重要一层。但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与其他各界,尤其与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并非步调一致。经济界的对华认识相较于政治界对华关系的行动选择更具前瞻性和导向性。尽管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在于两国关系的转变,但却在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两国关系的无意识调节。

从“中共”到“中国”:韩国民众对华认识的舆论调查实证分析

本文以韩国首尔大学1988年《转型期的韩国社会:国民意识调查》为基础,重点考察中韩建交前的一段时间内(1986~1990),韩国民众对中国以及中韩关系的认知及变化。研究发现,在国际紧张局势趋缓的情况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及韩国的北方政策促进实施的背景下,中韩建交前韩国民众对华认识从敌对逐渐转变为探索性接触,并最终产生好感。深入来看,韩国民众内部不同群体对中国的认知及好感度存在差别,年龄越大的群体对中国好感度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对中国好感度越高。另外,'中共'的这一称呼本质上反映了'反共冷战型'思维,并且这一认知至今仍对韩国认识和理解中国以及中韩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从日中经济协会月刊看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以19932015年为主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45年间,两国关系虽然波折不断,但在多个领域通过合作交流取得了巨大成果。四十多年间,中日两国关系也历经了从朋友到伙伴再到对手的嬗变。在此期间,日本经济界人士凭借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和专业建议对中日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我国的学界在肯定了经济界人士为中日关系所做的重要贡献的同时,开始对其如何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开展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政府的对华认识——基于外交蓝皮书的考察

日本外交蓝皮书中的涉华内容既包括日本对华政策的概述,又有对中国外交的看法,是考察日本政府对华认识的重要文献。本文通过对邦交正常化之前蓝皮书的梳理,指出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上,日本的涉华言行显露出其对华认识中的反华本质,冷战思维模式又固化了日本的对华观,其对华观察一味凸显政治对立与军事威胁,忽视协调与对话的进程。邦交正常化前日本政府敌视型对华认识中的某些认知要素留存至今,也影响着恢复邦交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华知行。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演变及其原因

日本经济界的对中交往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本政界的决策走向。改革开放近40年来,日本经济界在对两国国力再评价的过程中,其对华认识也在动态演变。该演变是商业利益至上、赎罪意识淡薄、中日经济实力逆位、国际环境改变、经济界新老交替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期,我们尤应关注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以期为两国政治关系转暖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试析中日复交以来日本各界对华认识的主要特征

中日复交后,日本各界人士对华认识的演变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及中国国家实力的消长紧密关联。日本各界人士的对华认识在由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演进期间,实现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嬗变,其对华认知经历了从'建设性接触'到'战略性防范'的变迁,逐步完成了由'友好伙伴'向'竞争对手'角色的界定。日本各界人士对华认识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显然,就日本各界人士对中国的认知而言,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日本政治家藤山爱一郎的对华认识及其实践

藤山爱一郎是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日本政治家,他在中日复交前后既坚持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又倾力于发展对华关系,这虽与他在长期对华活动中累积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一定认识和理解有关,但更为根源性的理由则在于其固持的中国对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安全保障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的对华认识。

对华认识、国际秩序观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决策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相当复杂,影响因素很多。这其中既有长期的近代以来大陆政策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膨胀的侵华野心,也有七七事变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存的特殊性。但根源还在于日本错误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这一错误集中表现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国家意志,但它的构成却是来自不同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集团和个人。本文选取了军部特别是其“中国通”、政府首脑、智库三个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是如何影响侵华战争的。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中国政府及人民的抗战决心、建立以日本为霸主中国为附庸的东亚新秩序,是日本把七七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和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主要因素。日本虽然也存在一些抱有对华客观认识的智库和明白人,但始终没能成为国家对华认识的主流,没能起到制止或中止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作用。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军方的对华认识与侵华战争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行了长达14年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虽然每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的特点,但都与近代日本整体的和阶段性的对华认识密切相关。长期推行大陆政策、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蔑视,是导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最终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满蒙特殊权益论'、'有家无国'等所谓的中国人认识、否定中国统一和国民党政府的正统性、分裂华北、'对华一击'构成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的主要内容。

对华认识、国际秩序观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决策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相当复杂,影响因素很多。这其中既有长期的近代以来大陆政策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膨胀的侵华野心,也有七七事变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存的特殊性。但根源还在于日本错误的对华认识及国际秩序观。这一错误集中表现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国家意志,但它的构成却是来自不同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集团和个人。

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政府的对华认识与行动

本文以日本政府的对华认识为考察对象,论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敌华态势的形成、发展及其背后的自民党政权的敌华共识,揭示在这种对华认识的基础上的所谓'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的本质。尽管日本政府的对华主流认知基本上是敌视的,但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也出现了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知华派',始终坚持以改善执政党的对华政策为其开展对外活动的旗帜和政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在内部动摇执政党改变对华政策的作用。

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家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日本众议院议员田川诚一为例

作为日本阁僚级的保守政治家,田川诚一在中日复交前积极主张对华友好,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展开尤其是备忘录贸易体制的维系身体力行,对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田川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所有行为的主要精神基础则建立于中国之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增进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认识之上,也正是这个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对华观,从根本上规定了田川对华认识及其实践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