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对外交涉体制的演变与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交涉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既是在对外交往的新的环境和列强压力下出现的,也是对原有的朝贡体制下形成的地方交涉制度加以变通的产物。正是这种新旧制度的结合诞生了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各省督抚的对外交涉体制。它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制度变迁的特征。

清末广东对外交涉体制之演变

清末广东对外交涉体制之演变吴义雄广东在清代前期是中外交往的主要窗口。鸦片战争后，广东在中外交往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有关清末广东对外交涉的诸多史事，已有不少论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但关于清末广东对外交涉体制及其演变，尚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试图对此作初步探...

“示以诚信,一视同仁”——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对外交涉思想探析

耆英是鸦片战争时期从事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之一。“示以诚信,一视同仁”是耆英对外交涉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他把儒家的“诚信观”运用于对外交涉,其基本效用是适应了妥协的需要;把本源于传统的天朝夷夏观的“一视同仁”思想,视为制夷良方,其结果恰恰适应了列强一体均沾的政策,使得国体不存,国权不保。

晚清广东地方督抚对外交涉权限演变探析

晚清时期,因清廷始终奉行"外交在外"的政策,地方督抚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涉权限。广东作为清朝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其地方督抚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在清朝外交体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将选取广东地方督抚这一典型,通过梳理两广总督及广东巡抚不断扩大的外交权限:监管口岸通商、处理通商案件、处理教案、订约、换约、租借交涉、华工交涉、筹议设领事、边界会勘、司法交涉及矿务、铁路等诸多方面,指出晚清时期广东督抚交涉权限的演变特点,分析产生这种权限扩大和权力下移的深层原因,即是传统观念及制度的影响、西方列强的入侵致外交事务纷繁及督抚个人才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进而总结督抚权限的演变为清廷中央政权的统治所带来的利与弊双重的影响。

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两面性

关于曾国藩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问题,长时间里,人们几乎众口一词认定他是一味“委曲求全”、“妥协投降”,取媚于洋人。其实,曾国藩的对外态度不尽如此,他与外国侵略者也有过矛盾,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抗争,并在某些问题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毕竟与他的同辈李鸿章略有不同,更与后来的袁世凯、汪精卫之流有区别。

张之洞与清末湖南对外交涉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参与指导了湖南的对外交涉,如教案交涉,开埠交涉和粤汉铁路交涉。通过分析张之洞在上述交涉中的表现可以探知其外交思想以及对湖南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晚清地方对外交涉机构研究述评

督抚参与外交活动是晚清外交体制中特有的现象。为了交涉的方便,各省大多成立了督抚管辖下办理涉外事务的机构,如海关道、洋务局(处)、交涉局(司)等。研究这些机构及其活动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近代列强对中国的渗透和侵略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些机构的研究还很薄弱。了解既有的研究成果,是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

翁同龢于晚清对外交涉中的法律活动与思想

翁同龢是晚清政界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其法律活动与思想值得研究。在处理中外交涉上,他为保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与独立自主做出了积极努力。但他也参与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的责任不可推卸。

旅沪广帮与清季十年的对外交涉

清朝晚期,旅居上海的粤籍绅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渐重要,旅沪广帮参与了当时众多政治事件。除辛亥革命外,旅沪广帮在清季十年对外交涉中表现突出,或起主导作用,或间接表示声援。这与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欲望有关。

鸦片战争前后耆英对外交涉述论

“力保和局,避免衅端”的思想是指导耆英主持对外交涉的基本原则。“务存大体,量为变通”是耆英主持对外交涉的重要特征,其结果使“国体瓦解。

陈兰彬与华工问题对外交涉(1873-1881)

作为驻美公使,在出使前和出使期间,陈兰彬在华工问题上作出了积极努力,如率领调查团收集了大批关于中国劳工在古巴遭受迫害的材料;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在美等国华工之人身安全;在秘鲁虐待华人事件、丹佛事件发生后,积极与秘鲁、美国政府进行交涉,等等。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客观条件的限制决定了陈兰彬在保护华工问题上的举措不可能有太大的成效,但作为派驻美国,专事华工事宜之首任公使,可以说,保护华工是陈兰彬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

争其不当争 弃其不当弃——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清政府对外交涉浅析

中西交涉是中国近代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西交涉的历史基本上是中国不断丧失各种主权、西方列强不断攫取各种侵略权益的历史。从客观方面来说，“弱国无外交”，在英法等西方列强炮舰外交的威胁下，中国主权的丧失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主观方面，当时的清政府不愿意主动了解外部世界，不懂得利用正当的交涉来维护国家利益，

从“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看外交用语的准确性

从“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看外交用语的准确性王发平外事交往中，当关乎国家利益、国际声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等重大事宜时，外交辞令的使用是极其审慎、郑重的，这时候外交用语含义的准确性、严密性、庄严性可与法律用语相提并论。１９７１年“９·１３...

礼治视域下朝鲜王朝的东亚交邻--以申叔舟的对外交涉为核心

15世纪朝鲜王朝的东亚交邻以对明、对日交涉为中心,申叔舟掌管礼曹,是负责朝鲜对外交涉的重要人物。他礼学修养深厚,完善对外仪礼,并运用礼治思想开展对外关系。将申叔舟的对外活动置于礼治视域下进行考察,可知朝鲜东亚交邻的二重性,即对明以礼事大,依靠明朝字小之仁保国图存;对日以礼羁縻,在保境安邻的同时构建小宗藩体系,而清朝时期又再次追遵了礼的价值。

试论丁日昌的对外交涉

当19世纪40年代初,西方殖民者凭借其洋枪铁炮,在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清朝廷再想闭关自守,已是不可能的了,与外国人打交道,并且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与外国人打交道成为一个现实的先决问题。要生存,要自强,则首先必须处理好当时的这种外交。任何一个这时充任外涉事务的中国官员都会被注定是不幸运的,但是许多近代的有识之士还是不遗余力为此作出了极其艰辛的探索实践。洋务派代表人物丁日昌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本文即试图分析他在这一时期中的对外交涉活动。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方对外交涉体制探析

北洋时期,东北地方外交体制与其他省区比较有独特之处,大致以1922年首次直奉战争为界,可以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省督军本位,是常规体制运行模式,后期为东三省巡阅使本位,乃体制蜕变超常规运行模式。东北地方对外交涉体制蜕变的主要原因是东北地方特殊形势造就的区域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而以东三省巡阅使为本位的交涉体制及其地方主义的本质是与民族主义相冲突的。其基本特征是地方交涉区域一体化与派系自主化,地方交涉军事化与殖民化。

清季浙江对外交涉中的官绅关系:以中美湖州争地案为例

中国传统的官绅关系主要围绕税收、匪患等地方内部事务而展开,其中的参变量夹杂着皇权和民权的介入,而到晚清,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影响官绅离合的因素开始拓展到对外交涉事务,西方强权成为搅动传统官绅关系的新楔子。这其中最容易且频繁引发地方交涉的是传教士,因为传教士是唯一获准在内地长期居住的外国人,比较深入地嵌入地方权势格局之中,而其背后又与外国使领等外交强权相联系。

试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对外交涉

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10款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