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创新模式——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要义的同时,深刻总结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导引成为当前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选择。面对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传出去”的现实任务,唯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立体化搭建“以人民立场为先、以守正创新为向、以全域覆盖为势”的对外传播新模式,才能在新环境、新起点和新征程中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智媒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认知革新与生态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要求,明确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历史性目标。以CSSCI文献的关键词为起点,借助工具软件对中国对外传播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研究热点频出、活跃度高,但也存在深层机理考察不足、对新的媒介生态和技术逻辑认识不足、对政策制定反哺不足以及学术共同体建设不足等困境。在新时代和智能化背景下,有必要革新认知、优化传播策略:第一,加强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机理探索,在回应政策需要的同时,就中国对外传播的对象、特点、模式、动力机制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第二,跳出具体的对外传播议题,以更加开放宏观的视野重新审视智能化背景下传播活动的底层逻辑,增强对智媒传播特点与生态的认识;第三,超越既有对外传播及其研究的某些惯性,关注“观念政治”,构建全球格局;第四,增加学术交流,打造学术共同体,在量的基础上重视研究的可持续性及引领性,推进符合中国语境和独特道路的高质量学术探索。

传播学视域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路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语境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不仅有助于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也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传播主体单一、传播内容缺乏针对性、传播渠道不够多元、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缺失等问题。传播学理论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即加强传播主体建设,聚合对外传播力量;深挖非遗精华,精选对外传播内容;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不断拓宽对外传播渠道;构建对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科学分析受众心理和行为。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传播策略

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依托,加强民族体育文化对外传播能够拓宽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维度,为世界体育事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助力。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面临着资源有限、渠道受限、方式滞后等问题,有关部门应采用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传播资源建设、积极创新民族体育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全面丰富民族体育文化对外传播渠道等策略,提升民族体育文化对外传播质量和效率。

媒介化时代文化艺术对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维度与策略——基于社交媒体受众评价的内容分析

文化艺术对外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其施为作用主要发生在国家形象塑造的规范维度和审美维度两个层面。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部署和全面媒介化的时代背景为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策略和国家形象塑造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的国家形象实际上是国家形象与文明形象的综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互融与更新塑造着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媒介化时代则要求跨文化传播全面关注个体认知和公共话语、地方性文化和全球化语境的关系。通过对海外社交媒体上的受众评价进行爬梳和内容分析,结合以上多重维度,可以提出一个在媒介化时代通过文化艺术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综合性模型。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叙事体系构建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叙事构建的内涵、价值进行研究,并提出构建路径。价值:塑造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自信,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状:叙事主体单一,叙事边界受阻,叙事缺乏内涵。构建路径:扩充叙事主体,构建多主体协同传播体系;拓展叙事渠道,形成体育非遗海外传播矩阵;丰富叙事内容,构建多元化表达方式。

国家形象自塑视域下沂蒙精神的对外传播研究

沂蒙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沂蒙精神的红色文化和故事有助于塑造个体、集体乃至中华民族整体的形象,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然而,沂蒙精神的对外传播却面临四大挑战。在新形势下,需要探索沂蒙精神对外传播的路径和策略,建立一套包含传播主体、客体、内容、渠道和效果的完整体系,以提升其国际传播效能,使之成为国家形象自塑的有力支撑和特色品牌,从而推动国际社会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并促进更广泛地合作。

论全媒体时代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多年深耕,我国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面临价值观念多元、文化语境差异、数字铁幕阻隔等诸多问题。通过分析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新趋势,从创新传播理念、构建话语体系、聚合趣缘群体、运用智媒技术、联动内外资源、发掘特色品牌等方面,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可行性建议,以期推动全媒体时代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探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本质特征和独特标识。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并促进其国际传播,对于提升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自信及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该文深入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基于此,提出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和建议,目的在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普及,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韩国对外传播的战略偏好、基本特征与效果评估

经过多年的经营,韩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表现出重视文化产品、企业品牌和统一政策的战略偏好,呈现出组织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传播对象定位上的精确性,以及善于利用名人效应来吸引国际社会高关注度等基本特征。这使得韩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了持续改善,国际社会涉韩积极评价逐年增多,但也存在着传播内容比重失衡、易受政治问题干扰,以及传播效果地区差异明显等问题。中韩对外传播事业同为政府主导并直接参与,加之两国在历史文化上具有相似性且同属后发国家,因此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传播话语的转换以及传播受众的定位等方面,韩国的经验对中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本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收录在中国知网中有关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核心文献进行计量分析,通过绘制文献的年度发文量、关键词时区、共现、聚类以及突现的知识图谱,全面梳理国内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研究历程与研究现状,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研究发现,我国正处于对外话语研究的兴盛期,但本土话语理论构建仍需加强,研究内容系统化综合、研究方法多思路整合和跨学科融合将成为中国对外话语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新型政党制度故事对外传播的时代使命、实践特征及优化路径

对外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的时代使命,就是向世界展示一个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中国特色于一身,具备合作、参与、协商、民主等中国精神,以及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的新型政党形象。当下其对外传播实践特征为:善于抓住关键时间节点,主动设置议程引导舆论走向;文字与视听内容合力出海,助力新型政党制度故事“软着陆”。未来进路是以共识认同为目标,以共情理论为方法,以全球共通为视角;拓宽协同传播广度,加强共情叙事厚度,推进精准传播力度。

新媒体视域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研究——以“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为例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有效的传播路径和策略至关重要。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历史背景和现状进行研究,探讨新媒体时代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和策略。以“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为例,通过调查问卷分析中华文化在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播形式、传播内容和传播途径的特点,并提出传播策略的优化建议,以期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做出贡献。

中国戏曲对外传播中的媒介形象建构——基于China Daily相关英文报道的分析

本研究收集China Daily2019至2022年有关中国戏曲的英文报道,自建英文语料库,从语篇层面进行分析发现,China Daily建构的中国戏曲形象主要表现为历史悠久、种类丰富、底蕴深厚、认可广泛、官方重视、传播主体多元化、受众年轻化、传播形式创新化、“戏曲+旅游”融合发展、戏曲助力乡村振兴等特征,为对外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挑战与对策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多边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繁荣之路,也是不同文明、文化交流互鉴之道。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在提升凝聚力、缩小文化差异、塑造国家形象、繁荣世界文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促进作用。针对一些误解、误读、误宣等,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文化强国,彰显中华文化感召力;要适应国际需求,精选传播内容,增强中华文化吸引力;要注重文化差异,消除误解偏见,提升中华文化融合力;要借鉴推广经验,优化传播途径,扩大中华文化辐射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燕赵文化的对外传播路径

文章首先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燕赵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即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推动燕赵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其次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燕赵文化对外传播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最后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燕赵文化对外传播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二是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加大支持与推广,三是注重文化产业发展与品牌建设,四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五是积极运用媒体与网络传播手段。

“一带一路”倡议下主流媒体面向东盟的对外传播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深化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及政治互信,赋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东盟十国是我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及主要对象,研究周边传播理论,推进对外传播事业的现代化发展,不仅能拉近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能强化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针对加强东盟传播的现实意义与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发挥国家力量、构建顶层设计,精准传播、丰富报道内容等主流媒体面向东盟对外传播的优化策略。

拉祜族葫芦文化对外传播现状与提升路径

拉祜族葫芦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宣介和传播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推动拉祜族葫芦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拉祜族葫芦文化的译介传播现状调查出发,探讨少数民族文化的提升路径,以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与跨文化阐释研究

电影作为全球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视觉语言,具有国际化传播的天然优势,助力不同国家和民众之间的沟通与了解。从初期探索到走向世界,中国电影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不同的诠释方式。随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世界对中国电影的阐释经历了从“奇观化”“陌生化”到逐渐平等对话的历史变迁。然而,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格局中尚有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为提升其国际化话语表达和实现电影跨文化的有效阐释,需做好跨文化内容阐释和文化表达两方面的工作,强调中国化内容特色,表征世界性文化价值,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美学,致力于将中华文化的特质与价值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拓宽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路径,增强其持久影响力。

情感、文化和认知:论网络视听作品对外传播的“共情力”

在数字时代,网络视听作品已经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一环,情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网络视听作品的“共情力”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可以通过情感对传播内容进行解码,增进理解。国际政治态势的变化使得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需要将效果和持续的影响力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在当下的媒介环境里也意味着网络视听作品在对外宣传中将承担起更重要的任务。探索网络视听作品对外传播的“共情力”对中华文化的出海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