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国际犯罪,为打击这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商业腐败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从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和《公约》相关规定来看,本罪在立法上还有很多不足和应当完善之处。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

文章从国际商务反腐的时代潮流出发,主要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并借鉴其他区域性反腐公约及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主张我国刑法应该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并从犯罪构成、刑罚处罚、贿赂对象、贿赂范围等方面提出一些立法建言。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

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的国内立法思考

我国《刑法》已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却没有增设与此相对应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但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严密刑事法网的必要性角度出发,我国《刑法》都应增设此罪。在增设此罪时,立法可以采取分步骤的方式,具体而言,我国应先增设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待时机成熟,再实现对外国公职人员受贿行为的犯罪化。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其渊源在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在我国将国际公约内化为国内刑法的过程中,本罪的若干方面仍与公约存在脱节之处。笔者认为,应将本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商业利益"修正为"不正当利益";重新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扩大"贿赂"的范畴;最后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国际刑法上“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与我国刑法的对接及思考

贿赂外国官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诞生出来的国际刑法中的一个罪名,由于我国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根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中国就有义务在刑法中增设本罪。中国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增设,并要相应的调整本罪的犯罪构成、法定刑的设置以及既未遂问题。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方式、贿赂范围、贿赂对价四个方面来理解其内涵。而且这些规定是在其他公约规定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在规制这一行为时,应当注意与国际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法人责任的实际范畴,法定刑的设置也应当遵循轻刑化原则。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方式等方面加以理解。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没有关于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这不合国际商务反腐的潮流。从现行刑法与国际公约的协调与接轨方式看,有必要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纳入我国刑法范畴。同时,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

略论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组织官员行贿罪

2003年12月9日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于2005年10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行为纳入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范畴。对此项修改的立法背景和法条设置科学性的讨论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探究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增加从打击日渐猖獗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方面极具合理性。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研究是针对我国刑法体系中行贿罪研究的缺失而提出的。通过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入刑的合理性以及在本罪的认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关于此罪规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针对种种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使得本罪的相关规定更加的完善,整个刑罚体系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为的理解与适用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九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规定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即：“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该款规定直接来源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6条的相关规定，但并非全盘移植。而是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和表述习惯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造。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本土实践的现实需要。本文拟在综合考察《公约》规定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基础上，

贿赂犯罪罪名的国际比较——以中国、日本和联合国为例

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已成为困扰当今世界各国的一大社会问题。随着各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如何从定罪上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成为各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高度重视的问题。1948年日本昭和电工案和1976年的洛克西德案,使日本刑法增加了贿赂犯罪的罪名,同时加重了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国刑法在罪名体系的设置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国刑法典与日本刑法典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贿赂犯罪罪名的比较,提出了中国应当建立科学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对外行贿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比较与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其中对此罪罪状的描述是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为蓝本的,进行两个法律文本的比较,有助于完善本罪在我国的执行。

中国反海外腐败执法障碍的类型化及其应对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入罪以来,尚无以该罪定罪的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规范文本与刑事司法间的“执法落差”。这一现象由实体法、程序法及“外源性”障碍共同导致。实体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刑事管辖权依据的部分缺失、单位刑事归责基础的弊端以及对该罪社会危害性评价的不足,对此应主要从立法论与解释论层面作适应性调整,并引入组织体刑事责任理念。程序法层面的执法障碍主要集中于线索获取、证据收集、刑事审判三个阶段,对此可通过以“公司警务”与“刑事合规”为核心的非庭审解决模式来解决。“外源性”执法障碍主要表现为经济场域对刑事司法场域运作逻辑的塑造,但在国际反海外腐败执法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应重新评估“囚徒困境”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所能产生的经济红利。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

本文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对我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有关规定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检讨,建议以《公约》规定为参照,将我国贿赂犯罪“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定罪要件和行贿罪定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并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促使我国反腐败机制和理念与国际接轨,使预防和打击腐败工作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