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市场”双元能力与企业对外投资绩效

投资进入“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同时面临来自“政治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挑战。本文通过阐释企业进入“政治市场”的政治能力、进入“产品市场”的市场能力及其交互对投资绩效的影响机制,揭示影响企业投资绩效所依赖的能力组合。结果显示:政治能力、市场能力(技术维度)及其交互均会提升企业的对外投资绩效;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低组织冗余企业,国有企业和高组织冗余企业更依赖于培育和发展双元能力以实现理想的投资绩效。在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果仍较稳健。结论表明,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成功与在“产品市场”的成功同等重要,且企业在两个市场的成功会产生协同效应。本研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及运营具有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基于来源国合法性溢出视角

从来源国合法性溢出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投资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等方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与非基础设施行业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行业企业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来源国合法性进而正向影响中国企业投资绩效。研究结论对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实现互利共赢有重要启示。

国际化程度对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

次贷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加快了国际化经营的步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进一步推进了对外投资的进程。本文选取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2008-2016年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与对外投资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与对外投资绩效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并且目前已经跨过U型曲线的临界门槛,因此银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对外投资绩效。基于此,本文从银行与政府层面出发为提高我国银行国际化水平、改善银行对外投资绩效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中国物流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影响路径——基于企业竞争优势视角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发展带动了跨国投资的全球性扩张,我国物流业正在经历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布局、资源整合与升级改造。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构建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影响机理结构方程模型,挖掘物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发现,物流企业在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下,主要通过财务绩效、发展绩效、溢出绩效等三条路径影响其对外投资绩效,并在不同传导路径下存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差异,其中物流效率水平和投资环境对物流企业投资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最为突出。因此,为更好地提升我国物流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对我国政府而言,应充分借鉴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在对我国物流业海外投资活动加强引导,并给予必要政策支持的同时,积极参与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为我国物流业"走出去"提供宏观层面的支持;对我国物流企业而言,应努力培育并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在提供物流服务的同时,及时更新企业经营理念,提高服务意识,开拓服务渠道,整合服务资源,深化优质服务,充分依靠母国政策支持与东道国有利的投资环境拓展经营思路,通过跨国并购、绿地投资等多样化投资模式,快速融入并适应东道国市场竞争环境,稳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绩效。

负责任的对外投资:三重维度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研究

如何使对外投资企业出得去、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负责任的大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新课题。基于Elkington“三重底线”原则,认为对外投资绩效、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和社会责任履行是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所有权优势与中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三重维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提升总体上显著促进了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和社会责任履行。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通过提升对外投资绩效促进了与东道国的环境协调。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环境协调效应和社会责任履行效应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生产效率、不同投资地域的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引导企业主动提升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水平,加大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培育和提升,引导对外投资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是负责任的对外投资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国际化程度会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绩效吗?——来自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2008-2016年季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与对外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与对外投资绩效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并且目前已经跨过U形曲线的临界门槛,因此银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对外投资绩效。基于此,本文从银行与政府层面为提高我国银行国际化水平、改善对外投资绩效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与东道国自由裁量权的联合调节效应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利用2008—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探讨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与东道国自由裁量权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有阻碍作用;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会缓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抑制作用;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东道国自由裁量权的大小;采取渐进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和处于收益状态的企业,上述结论更加显著。本文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决策及如何进行有效风险管理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基于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的双调节效应

在当前中国物流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跨越式增长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成为评价其投资成败的重要指标。笔者通过构建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回归方法,基于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的双调节效应视角,从企业竞争优势和外来者劣势两重维度考察了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揭示了不同因素的影响机理和传导路径:物流企业竞争优势对其短期和长期投资绩效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外来者劣势不利于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提高;当引入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等因素时,上述影响效果会发生显著改变。研究结论从理论上奠定了深入研究企业竞争优势和外来者劣势与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关系的基础,启示我们从加强母国金融改革、完善东道国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培育企业竞争优势等方面,提高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管理。

政策风险、角色预期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

东道国政策风险与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在2004-2013年投资建立的海外子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系统分析东道国政策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同时探讨所有权性质与东道国经验对政策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东道国政策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企业的东道国经验对政策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中国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没有通过验证。结论深化和丰富了东道国政策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如何在政策风险高的东道国获得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指导,中国企业应该使得政治战略与市场战略协同配合共同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应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江苏双向投资的动态发展研究

首先,以流量数据及存量数据为基础,对江苏省双向投资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江苏省双向投资存在较严重的非协调发展问题;其次,分别以对外投资绩效指数和吸引外资潜力指数对江苏双向投资的实证结果表明,江苏吸引外资的潜力领跑于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但对外投资的绩效排名垫底;再次,双向投资的矩阵分析指出,江苏省双向投资属于低潜力省市,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最后提出了包括外资工作重点转移、配套机制建设及引导双向投资积极互动在内的政策建议。

高管境外背景是否有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基于高阶理论考察高管境外背景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利用2003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当高管拥有境外背景时,企业更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会取得相对较好的对外投资绩效。(2)在进一步考察各种情景的调节作用时,发现与高管境外学习背景相比,高管境外工作背景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和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3)在国有企业中,高管境外背景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在私营企业中,高管境外背景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上述发现不仅丰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还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大规模产业整合为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了良机。通过对"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SWOT分析,从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质量和水平、打造自主国际生产体系、积极开展中小型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进一步完善政策和金融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加快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言。

政府干预是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

政府干预经常被视为推动和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力量,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政府是否会有所选择地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呢?文章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基于2003-2013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和数量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具有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2)政府会支持那些具有较高"营销资源"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增加投资额,即在营销资源丰富的企业中,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3)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政府主要是通过控制企业决策层和审批企业投资申请两个渠道来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文章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企业如何响应政府的"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