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经贸合作区如何助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力引擎和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有效途径。面对部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绩效的问题,探索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载体进行高质量OFDI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国家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合作区不仅显著提高中国对东道国OFDI的规模,更从技术创新、产业协调、生态绿色和开放共享等方面推动了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合作区对高质量投资的带动主要通过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税收优惠力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来实现。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由投资大国转向投资强国提供了新颖路径,为中国企业找准高质量对外投资着力点提供了理论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关键环节。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参与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关乎本国经济增长,更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就是在保持外贸稳定增长下优化贸易结构、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而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有力促进了国际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本研究采用二阶段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对这种影响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当中国企业出于市场或劳动力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加偏好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当出于自然资源或战略资产寻求动机时,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在沿线国家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但是该空间特征对不同投资动机下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投资影响效果无统计学意义。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效果,文章基于外向集成全球资源的视角,采用2012—2019年中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产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水平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东道国纺织产业良好的发展基础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逆向技术溢出路径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但海外市场扩张效应不显著。时间上,对外直接投资在“基础提质”阶段的整体促进作用更强;空间上,流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或经济发达地区有助于产业高质量和绿色化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关乎对宏观经济形势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等重要问题的判断,对国家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经过20多年探索,形成了基于国际规则和中国特色双重考量的完整制度体系,统计数据被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广泛使用。然而,目前各国官方直接投资统计在总体遵循经合组织准则的前提下仍存在调查方法、统计内容和记账原则等多方面差异。受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干扰,双边统计数据差异较大,影响了数据的有效应用。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应与时俱进,推动国际统计规则更新;提高数据开放水平,准确、及时、全面反映企业“走出去”的实际情况;针对重点问题加强统计监测、分析和预警,加强与其他宏观数据的联动分析,进而更好地服务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扩张对家族企业“去家族化”治理的影响研究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鼓励下,作为民营经济重要主体的家族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面对不断增加的跨国经营复杂性,家族企业如何调整家族治理结构显得非常关键。文章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探究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规模和广度对“去家族化”治理的影响,并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过程的速度和节奏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规模与广度加大都能促进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维度发生“去家族化”治理;对外直接投资扩张速度增强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规模和广度对所有权“去家族化”治理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对外直接投资扩张节奏并不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不同经济体和二代涉入这两种独特情境所产生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扩张对“去家族化”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与非发达经济体中没有显著差异,而二代涉入则削弱对外直接投资扩张对所有权“去家族化”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家族企业发生“去家族化”治理后的资源变化情况,发现“去家族化”后家族企业的财务资源和管理资源有所增加。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欧盟国家的样本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选取欧盟23个国家为样本,利用2005-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系统GMM检验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金融发展指标进行检验,其次再将总体指标细分,分别对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同时,其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都会对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金融机构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当加入东盟国家扩充样本容量后,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为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扩大对外交流,加强同高水平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提升国内金融业发展,加强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完善风险防范体系,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保障。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长

当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与存量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而与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并不高,研究中国OFDI影响服务业增长的机制并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测度中国OFDI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并进行异质性检验。

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演变的理论机制和路径选择

经贸合作是中德关系的基石,对中德双边关系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自1972年新中国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德两国间经贸往来始终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自2017年起,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总额波动和投资结构不稳定的问题,对中德经贸往来的平稳运行造成威胁。本文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研究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量与结构的演进机制,以及中国吸引德国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影响中德投资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德国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优势突出引致投资总额提高、中德双边关系重塑引发政府区位优势衰减、人力成本变化和投资结构转变引发的不稳定性风险加大。为此,中国宜打出破除市场隐性壁垒、加强双边沟通合作、优化市场营商环境组合拳,促进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提质增效,稳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建设贸易强国。

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基于供给和需求双重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逐步形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产能过剩问题也得到不断改善。本文在梳理我国产能过剩的内涵和成因基础上,基于“供给侧—需求侧”分析框架,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缓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在供给侧方面,对外投资使得边际产业转移,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并且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产能的利用率来缓解产能过剩。在需求侧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出口效应和国际竞争效应,从而提高产品需求来缓解产能过剩。最后,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改善我国的产能过剩现象,仅供参考。

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中国制造业逐步开始转型升级。利用2015—2021年的相关数据,建立OFDI-制造业评估体系,探索对外直接投资对其的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促进了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逆向技术溢出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创新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最为显著。在要素密集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两种不同分类标准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中低级技术制造业受到的积极影响最大。最后,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提出建议,为“智造2025”贡献力量。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来自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畅通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肩负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使命。共同富裕作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接续目标,更是需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本文在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对共同富裕影响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对我国30个省份2003年-2021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算与评价,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基本呈逐年提升的态势,但省际之间差异明显,非均衡特征突出;(2)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共同富裕水平;(3)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协调效应、逆向绿色溢出效应三种路径影响我国共同富裕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应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日本阶段发展经验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有一定相似之处。把我国与日本同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相比较后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规模过小,政府扶持过多及波动性大等特点,这些都是我国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所致。借鉴日本的经验,现阶段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应该注重调控规模、完善环境与投资引导。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与趋势分析

本文选取浙江省1993～2006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为分析框架,就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判了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同时扩展了相关模型,对浙江对外直接投资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作了预测。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国际投资发展到新阶段?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差距呈逐年缩小趋势。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国际经济形势、外汇储备和汇率也是重要影响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导致我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根据邓宁的IDP理论,从我国人均GDP、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等方面判断,目前我国国际投资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但对外直接投资呈加速增长的态势,相对于引进外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要求我国在对外经济工作中,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对外直接投资,注重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协调发展。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研究及展望——基于IDP理论和ARIMA模型

近年来,中国农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更加广泛,模式更趋多元化,对国内农业发展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2017年中国人均农业GDP和人均农业净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IDP理论分析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情况,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目前处于IDP理论的第四发展阶段,人均农业净对外直接投资额由负转正并呈持续扩大趋势;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发展快速,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运用ARIMA模型对中国人均农业净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建模,预测未来5年都将呈持续扩大趋势,仍处于第四发展阶段。未来中国应在国际市场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下,采取多项举措促进农业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研究

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运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吻合;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发达国家是资本输出的一方，发展中国家则是资本输入的一方。因此，现有的描述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理论都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从中得到的结论和规律推广到所有的跨国公司。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许多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