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基于东部地区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以2004～2012年东部地区12省市规模以上工业数据为样本，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考察了东部地区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速发展和亟需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背景下，其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产生产业空心化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对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影响显著，OFDI存量并不是影响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的最主要因素；但不同地区OFDI存量规模的大小不同，因此OFDI存量指数对规模空心化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不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达到一定规模且水平相当的条件下，原有的产业结构不同会影响OFDI存量指数对效率空心化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空心化

本文针对一些西方学者关于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首先, 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是一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与对外直接投资无关; 其次, 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巨大与贸易逆差并无直接联系; 第三, 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了投资者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 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就业机会影响甚微。总之, 对外直接投资为投资国和对外直接投资者带来巨大利益, 而不会导致国内产业“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空心化探讨

与引进外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不同，对外直接投资（0DI，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是目标国家资本的流出，对于我国而言，则指我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拥有该企业10％或以上的股权，并以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0DI会对母国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等产生深远影响。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1994-2013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空心化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呈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它不是影响山东省产业空心化的最主要因素;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和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等要素成本对山东省产业空心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减缓,它们成为仅次于要素成本的影响山东省产业空心化的又一重要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与防范产业空心化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和完善,但是在此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隐患。论文通过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以及产业空心化趋势,探讨了可能诱发产业空心化的因素,并提出了具体的防范产业空心化对策。

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何以保持世界前列?

2023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2%、跨境并购规模为过去十年最低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8.7%,实现平稳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商务部作为对外投资的主管部门,不断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的体制机制。今年是商务部颁布实施现行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十周年。10年来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我国对外投资总量规模位居世界前三,国别行业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持续提升,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作出了积极贡献。

规模领先 领域多元 合作共赢 多部门解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态势

《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日前发布。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9月25日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解读相关情况,回应外界关切。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张力介绍,今年是商务部颁布实施现行《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十周年。10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对外投资总量规模已位居世界前三,国别行业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对外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世界前列,流量、存量均位列全球第三--“2023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下降2%、跨境并购规模为过去十年最低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8.7%,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张力说。

“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研究——基于民营企业微观层面数据

利用民营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研究“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将“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定义为成立三年内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由于成立时间较短,这类企业在国内投资生产也需承担额外生产成本,因而相比于其他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有更大的对外投资规模。构建理论框架对这一机理进行阐述,并使用温州商务局提供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比其他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有更大的对外投资总规模和单项目平均规模;鉴于“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检验了前述研究结果,确保结论的稳健性。研究表明,“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仅有较快的对外投资速度,并且具有较大的对外投资规模,因此商务部门应在审批政策、信贷支持等方面扶持此类企业的发展。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分析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普遍存在着投资规模小、投资相对集中、产业的选择不当等问题,限制了企业的竞争力,加大了境外投资企业的风险,使境外投资企业面临随时被淘汰的危险。因此,我国企业应适应形势,抓住机遇,科学制定对外投资的战略,开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新局面。

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产业空心化

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为背景,一股严重妨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中国威胁论”正在日本各界不断蔓延。这一“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已有多种版本,其中之一认定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日本产业向中国大陆的大批转移,是导致或加剧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因素。而本文分析将表明,这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9月24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综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构成、附表等六部分,全面反映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世界前列。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72.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7%,占全球份额的11.4%,较上年提升0.5个百分点,连续12年列全球前三,连续八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2023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96万亿美元,连续七年排名全球前三。

浅论如何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规模──国民收入均衡等式的启迪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关性更高。一国的国际收支差额直接制约着该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如果国际收支顺差额较大，该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就会相对较大；如果国际收支逆差额较大则相反。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

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两者应同步发展相互促进。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政府激励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税收激励政策的特点与效应，以及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为如何制定税收政策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与发展策略思考

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缓慢复苏的新阶段,国际直接投资规模呈现跌宕起伏的新格局。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却持续迅速扩大,投资产业、投资区域、投资方式也呈现许多新特征。2016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3%,减至1.52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上扬,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投资范围涵盖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投资存量超过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八位，已经成为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全面分析近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特征，认真研究目前面临的投资机遇与亟待解决的问题，科学制定新常态下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策略，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国,且现阶段正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攻坚期,国际先行经验证实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母国产业升级。参考先行国经验,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发现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对其产业空心化现象不必过于担忧。为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建议我国应适度增加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继续深化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大力扶持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积极鼓励战略资产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效果的中日比较研究

文章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贸易额的视角出发,运用中日相关数据数据分析了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美、日美贸易顺差额的影响。对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以及中、日两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少日本出口贸易额,增加进口贸易额并降低日美贸易顺差。我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但我国的进口贸易额并没有因此增加。针对这一结论,借鉴日本相关经验,通过适时适当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在实现转移边际产业、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降低生产成本,赚取国际利润的目标的同时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督与管理

通过分析我国对外投资监管政策与实践。进一步指出我国对外投资监管存在重前置监管、轻事后监管；重审批、轻协调以及重制度、轻控制这三个主要问题，然后在总结与分析国外监管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国对外投资监管水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