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环境预警制度的法治化--以行政权力的规制为核心

环境预警制度蕴含了一项使行政权力合法扩张的"对应性架构",即预警级别与"强制型"或"限制型"措施之间的充分必要关系。在制度运行过程当中,环境行政权力却出现了"选择性失语"和"运动式肆意"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预警级别发布时的"隐匿"与"从轻",从而对公民健康权益保护不足;二是预警状态下环境行政权力的扩张过度,使得对个人自由与企业经济自由侵害过度。由于环境治理领域"被害人-加害人"二元对立关系的模糊化、趋同化甚至同一化,传统公法学体系中的权力制约理论无法对预警状态下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地规制。那么,便有必要对现有的环境预警制度进行修正与纠偏。因此,可以从"对应性架构"的载体及其前后两端入手,对环境预警制度进行法治化建构。具体而言,对环境预警的载体"应急预案"进行形式改造,提高环境应急预案的规范层级,完善环境应急预案制定、修改等程序性规定;明确不同预警级别设定的规范层级,将作为被宪法所保护的客观利益——生态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边界——通过"前端"预警标准予以划分;对预警状态下行政权力的"外部"制约程序予以完善。基于预警级别标准体系的划分,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对"后端"环境应急预案进行"附带性审查",同时,赋予私主体直接针对预警状态下具有"外化"法效力的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诉权。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应急法制体系——以“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为进路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应急法制体系受到了外部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和内部应急法律制度体系的结构约束。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撬动应急法制体系"结构—功能"变化的一种变量,对应急法制体系中"应急预案""监测预警"和"灾后评估"这三项关键性结构要素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正功能上虽然提升了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应急权责结构不稳定、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不协同的潜功能和反功能。为了避免人工智能时代应急法制体系反功能的产生,有必要对其内外部结构进行优化:一是确立"法制先行"的"一案三制"关系,收缩应急预案创设机构和职能的具体权力,建立以总体预案和专项预案为核心的应急预案编制模式;二是对监测预警制度与应急响应制度之间的"对应性架构"进行衔接和统合。

论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与结构优化——以“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为进路

中国的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受到了外部的综合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和内部的整体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之结构制约,使得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虽然具有预防和避免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或发展的正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行为、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潜功能及其侵犯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的潜功能和反功能。通过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中国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的结构约束与功能选择进行因果解释,进而以限制环境监测预警制度体系的反功能为目的,对其内外部结构进行调整和理顺:一是植入稳定的"对应性架构",进行纵向到底的外部结构调整;二是以前端预警标准和后端应急措施为依据,进行横向独立的内部结构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