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理据及其条件展开

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之所以容许(重大)伤害结果,从根本上讲是基于存在着“振兴体育”的优越利益。关于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条件,现有学说莫衷一是,而造成理论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方法二元论的漠视。秉持价值规整事实的方法论逻辑,应当将(认识到)遵守特定类型的体育比赛规则作为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主)客观正当化条件。当客观行为违背了比赛规则、对行为被评价为违规的事实有认识时,原则上不具备主观的正当化条件,除非竞技体育参与者对已经失效或尚未生效的比赛规则存在误认,且无法知晓即时有效的比赛规则或是根据裁判员之前做出的不违规判罚而实施相关行为的。

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实质解释论——基于批判积极刑法立法观的视角

在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恶意犯规甚至伤害行为,入罪论时有抬头,正如企图以刑法积极管控几乎所有的社会风险的积极刑法立法观一般。应尽量以非刑事措施,规范造成重大伤害甚至死亡结果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不应动辄以刑法对其进行规制,从而更有效地展现非刑法规制力量所发挥出的社会秩序合理化功能。一般而言,不需要刑法规制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属于运动员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的,或并未明显超出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的,造成某个或某些运动员身体受伤的行为。对于行为人蓄意借助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这一事由,实施的实质上故意伤害乃至故意杀人行为,应考虑由刑法予以规制。总体而言,规制值得刑罚惩罚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刑事罪名主要包括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为了促进对抗性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必须结合各项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的规则本身以及特点进行实质考量,在法理上,应基于正当化事由及责任阻却事由的实质解释,将一定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不定罪量刑;在司法上,应借鉴刑法私法化理念,对入罪化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予以活性化处理,以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相对平衡。

汉朝与罗马娱乐生活之比较——兼论汉朝与罗马文明基因之差异

汉朝与罗马社会生活中都有较为丰富的娱乐活动。汉朝之娱乐活动多来自民间,罗马之娱乐活动多为当政者与贵族所提供。汉朝与罗马的娱乐活动中都不乏竞技性活动,但无论是活动内容还是活动旨趣都大相径庭。罗马的竞技性活动是社会娱乐活动中最重要、最受欢迎的内容,以角斗为代表的身体对抗是竞技主题,这种对抗既是表演又非表演,实质是血腥的绞杀。汉朝的竞技性活动只是社会娱乐活动的一部分,有身体对抗性竞技,但只是表演,非身体对抗性竞技是竞技性活动的主要构成。汉朝与罗马社会娱乐生活之不同,是由各自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文明基因传承所决定的。罗马文明与汉文明都植根于农耕文明,但罗马在战争与掠夺中走上了殖民化的帝国之路,并以其公民为主体形成了寄生性的城市文明。汉朝则在实现统一的基础上造就了以社会整体为单位的典型的农耕文明,这是和平而非战争的文明,是内生而非殖民的文明,是自给自足而非掠夺的文明,这也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基因构成。

对篮球运动“四重性”的探讨

从篮球运动的本质属性出发,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探讨篮球运动游戏趣味性、强身健体性、竞技对抗性的功能与意义,着重论述篮球运动三种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篮球运动的第四种属性即篮球文化属性,并提出了现代篮球运动发展要“以人为本”和加强“文化篮球”建设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