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

1928年5月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第二次北伐途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建立后,中日两国重大冲突的先声,亦是蒋政权对日屈辱外交的开端。因此,弄清惨案前后蒋介石对日交涉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认识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南京政府初期的中日关系。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高宗武对日交涉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与欧美对日交涉

1937年8月到12月，日军对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以迫使中国政府和民众屈服。但轰炸却波及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在华利益，引起了欧美多国的不满和对日交涉。日本政府和军方却态度蛮横，甚至向这些国家发出要求其机构和侨民限期离开南京的最后通牒式通告。这场交涉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欧美对日首次外交交锋，虽然没有对局势发展产生多少实质影响，但却看出其人心向背，说明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前景十分广阔。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报告》中对日交涉案件资料选

我馆所藏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外交部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年五月工作报告》中,对这一期间我国对日交涉案件的处理有所记载。其中如日本在阿拉善旗设立特务机关、在包头强修飞机库、青岛纱厂华工罢工时日军陆战队登岸示威以及日人在平通、塘津间设架电话线等案的处理经过,均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所出现的某些变化。特摘录公布于后。各案标题及文内标点系原件所有,除将「」号改为“”号外其余均未予变动。

冀察政务委员会围绕冀东问题的对日交涉

1935年下半年,日本为了进一步侵略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11月25日在关东军策动下,殷汝耕在冀东成立了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形成冀东问题。12月18日经国民政府批准,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核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负责统一管理河北省、察哈尔省与北平市、天津市的政务。冀察政务委员会围绕冀东问题,与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展开了现地交涉。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步步升级,冀察政务委员会取消冀东伪政权的交涉以失败告终。

日本漂流民与俄罗斯早期的对日交涉

在18世纪俄罗斯早期对日交涉准备活动及拉克斯曼首次对日交涉活动的背后,日本漂流民一直承担着俄罗斯人了解日本的纽带作用。纵观日俄早期交涉史,日本漂流民是一个完全无法忽略的历史事实。而对在俄日本漂流民的了解,对于从更深层次解读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日本漂流民进行研究,从而达到进一步了解俄罗斯早期对日交涉的历史事实,以期对早期日俄关系史的研究寻找一个全新的视角。

张作霖主政奉天初期对宗社党的打击与对日交涉研究

1916年张作霖主政奉天初期,面临着宗社党开展复辟活动与日本为实现"满蒙独立"而对宗社党进行强力支持的重大问题。在这场内外交织的政治军事危机中,张作霖对日本支持的宗社党进行了坚决的打击,持续追剿消灭了与宗社党勾结的蒙匪巴布扎布,同时与日本开展了艰难而复杂的交涉,并最终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对内极大地巩固了刚刚诞生的张氏奉天地方政权,完成了权力的坚固化;对外取得了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抛弃了宗社党。

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

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北京师范大学蔡德金自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蒋介石提出“最后关头”之日起，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一直没有放弃呼吁和平，以政治外交方法，解决中日争端的口号，并进行了种种外交活动。对此...

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

明朝洪武时期的对日交涉曾以"日本国王良怀"为主要对象,中国史籍所载这位"良怀",实为一度掌控过九州地方的日本南朝征西将军怀良,而在他被北朝足利幕府击败之后,仍然有以"良怀"的名义来明朝朝贡者。怀良的"虚像",不能解释为明太祖固守华夷意识催生的结果,实应视为明、日双方共同构建的交涉装置,而朱元璋对日本的连续"却贡",在客观上为日本由分立转向统一提供了良性的国际条件。

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事考

万历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的对日和谈首席代表沈惟敬是当时东亚和平事业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但关于其对日交涉活动的具体情况,实证研究仍显不足。文章主要利用朝鲜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李元翼状启》考述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底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的相关情形,认为其当时的对日交涉获得了成功。

张作霖在东北铁路建设方面的对日交涉

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退居东北,为摆脱日本对奉系军阀的控制,他决心自建铁路。张作霖拟建的铁路对日本'满铁'的包围之势,影响了日本的在华利益,引发日本的抗议。张作霖在铁路方面对日采取两面派的外交方式,暗中仍旧实行自建铁路计划。在自建铁路问题上,张作霖态度坚决,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进行公开抵制,值得世人尊敬。

1928年中日“新大明轮号”交涉研究

1928年2月18日夜,在泰兴县东新港漫鱼沙附近,日本第二厚田丸不遵航线,在长江中将中国商船＂新大明轮号＂撞沉。为此,被难者家属、大通公司和国民政府不断对日交涉。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作为最直接受害者的被难者家属做了长期而坚决的斗争,但势单力孤,最终沦为牺牲者。大通公司在事件刚刚发生之时与被难者家属结为松散的同盟,却在日方表示愿意对其进行一定的赔偿之后,即与日方单独媾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国民政府在总体上能基本做到积极对日交涉,但效果甚微。＂新大明轮号＂案就是在这诸多力量的相互博弈下进行交涉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济案”问题研究述评

济南惨案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发生碰撞的产物。它对中国内政外交的走向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渐对其投以关注,时至今日已硕果累累。从始至今,学术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因论述、对日交涉、战略决策、"济案"影响以及部分个案问题的考证上。综观相关研究,呈现如下特点:国际化史料成为其研究的重要辅料;研究视域逐步扩大,研究视角更加新颖;实证研究仍是其研究的主要方法。同时存在如下不足:比较研究有待发展;拓展性研究有待加强;跨学科研究尤显不足。

何梅协定前夕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一件

何梅协定前夕,行政院长兼外长汪精卫致电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告对日交涉情形。该电文主要表明了汪氏对日态度及蒋汪之间在对日外交上所达成之默契,同时说明了东北军五十一军在何梅协定前即已确定调往陕甘。这些对于研究此期中日关系及华北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绝命航班:1938年“桂林”号事件与美英两国的因应

1938年8月24日发生的"桂林"号事件,是抗战时期日本军机袭击民航客机的恶性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由于中国航空公司中美合营的性质,加之上海日本驻军当局发表不当言论以及英国报纸的曲解,该事件引发了美英两国的一致对日交涉。在激烈的外交博弈之中,美英两国一再对日妥协,日本最终以一个象征性的口头保证了结了这起外交官司。"桂林"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英与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揭示了这一时期美英两国远东政策的多重面相,同时也体现了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无助与无奈。

论“前期倭寇”的成份、性质及其产生原因——与新井章介先生等人商榷

在中世纪中朝日三国关系史中，长期阻碍和困扰三国间友好交往的一大悬案是倭寇问题。关于倭寇的诸问题，如，其成份、性质、产生原因，以及发生过程、影响、后果等，历来众说纷纭，不乏见仁见智。本文拟就“前期倭寇”的成份、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重点考察日本史学界的研究动向，同时。

对鲁迅《无题》一诗的理解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鲁迅赠郁达夫的这首《无题》诗,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编入《集外集》时,文字稍有改动。原稿上的“浩荡”、“心红”、“吟亦险”,分别改为现在的“木落”、“猩红”、“吟不得”。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面前,在亡国大难迫于眉睫之际,竟然采取“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共产党势必在剿”的反革命政策,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彻底破坏了这一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形势,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卖国嘴脸。蒋介石在暂时稳定了他的反动统治后,同月,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六月,在庐山召开了所谓“剿匪”会议,集中五十万兵力,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同时,在其统治区内,于十一月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更加残酷地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迫害进步作家,剥夺、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试析1928—1931年蒋张在东北地区对外关系上的分合

张学良东北易帜至1931年，在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上呈现分分合会的特点，蒋介石企图以“外交解决”手段控制东北，而张学良则极力把“外交麻烦”推给蒋介石，最终，张学良集团经历了希望、依赖和失望、不满后，走向了自主，这一时期的蒋张关系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与地方集团利益冲突的反映．

巨奸之死(连载)——周佛海魂断老虎桥

无可奈何飞赴重庆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时,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积极宣传者。周与陈公博一样,也是中共一大代表。1924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搭上线后,于同年9月叛党,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重要分子。周曾任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宣传部部长。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后,历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职。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虽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之下。他不仅负有财政经济职责,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任务,也多由他完成。

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与汪精卫民族主义观之比较

胡汉民与汪精卫都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一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是同乡,留日时是同学,又是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同志,都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重用,共同的生活经历曾使他们结成生死与共的挚友。孙中山去世之后,胡、汪二人开始分道扬镳,最终成为不共戴天的政敌。与此同时,胡、汪二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各自产生了许多不同乃至针锋相对的思想。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面对日寇的入侵,胡汉民积极主张抗日,而汪精卫却一步步地沦为大汉奸。本文拟就二人对日寇入侵的态度略作比较,以探讨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及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