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大公报》的对日观察与对日态度

"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大公报》对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是有清楚的认识的,并已对报社的撤离做了相应的准备。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大公报》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在日本步步进逼扩大侵略意图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仍然不惜含垢忍辱而不愿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显示了弱国面对强权的无力与无奈。

19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对日态度之比较

宋哲元与韩复榘同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两人相继成为华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抗战爆发前,他们主政的平津、山东对国民政府都处于半独立状态。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的对日态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两人对日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进程,也决定了他们的最终命运。

论抗战前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

在蒋介石的青年时期,他目睹了中国备受欺凌和侵略,萌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立志为革命献身。在抗战期间,由于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他未直接向日宣战,但他亦未有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日军妥协的行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进行了英勇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示了蒋的抗战决心;在抗战相持阶段,虽有对日和谈行动,但是亦有自己的底线,即不拿国家主权进行交换,要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中日平等局面。

段祺瑞早期与晚年对日态度比较分析

通过对段祺瑞执政和晚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对这两段时期中日交往的背景进行比较,加之文献资料的参考,对段祺瑞的对日思想进行综合评价得出结论:执政时期采取"亲日"政策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晚年爱国抗日情怀是段祺瑞个人民族感的重要体现。

抗战初期上海华商企业界对日态度之演进

1937年底,日军占领上海,尽管此前或此后许多中国企业都成功地进行了迁移,但国民政府工业西迁动员的乏力、部分工厂迁移的困难以及企业家观望的态度,使大部分企业还是留在了上海。面对日军和日商的侵吞,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华商企业家,为维持自己的产业,与日方进行了交涉与周旋,对日态度渐趋现实。部分企业通过各种努力获得维持和发展,但更多的企业不得不从“消极抗日”走向“被迫合作”。通过“中日合作”维持企业,成为战时想保存产业的企业家被迫做出的选择,但这也让他们陷入危险境地。

浅析1928—1936年张学良对日态度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进逼,张学良毅然易帜,明确反日。但张学良对日的侵略认识不足,使日军趁机侵占了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被迫下野。随着国难家仇的加深,张学良在对日认识上逐渐醒悟并发生根本转变,形成了其对日彻底抵抗的态度,终以实际行动联合国内抗日力量,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后南京政府对日态度转趋强硬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1935年后南京政府对日态度转趋强硬的原因，除了华北事变造成南京政府的政治经济危机、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外，还有南京政府以为其“剿共”基本成功，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后方得到统一等等。认为所谓华北事变后，英美列强对日趋向强硬，是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变化的原因之一的观点根据不足。

探析全面抗战前陈诚的对日态度

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到全面抗战,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一直在变化着,最终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同抗日的道路。随着形势的发展,陈诚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极度信任的心腹,他的对日态度也有着明显的转变:从警惕到抗争,再到部分附和蒋介石的意见,即作有限度退让,做相当抗战准备。

卢沟桥事变前后王宠惠对日态度及转变

1937年3月王宠惠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表示遵循和平路线,致力于改善中日邦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一开始提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随着和平解决无望,逐渐转向抗战,寻求国际上“援华制日”。后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王宠惠虽倾向接受日本11月初的议和条件,以结束中日战事,但仍坚持抗战立场,宣扬胜利非我莫属,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反复举动,既受制于复杂时势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影响,也受制于个人政治立场及对日侵华本质的认识。上述状况反映了王宠惠身份行为与个人内心有时存在着矛盾,折射出民族危难时期个人取向与国家命运的复杂交织。

张嘉趝对日态度初探——以胡佛研究所藏《张嘉趝日记》(1935-1937)为中心

胡佛研究所藏《张嘉趝日记》(1935-1937)是研究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尤对国民党高层对日和战态度有着较全面体现。虽然日记并未记有张嘉趝本人明确的对日态度,但其呈现出的张与蒋介石、杜重远、张群等人的过从往来,恰是张嘉趝对日态度的体现。

《东方杂志》的对日态度及其抗战文艺

从"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东方杂志》的对日态度及其抗战文艺经历了几个阶段:"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东方杂志》持"主战"立场,其"文艺栏"发表了大量反映东北抗战和上海战事的小说、戏剧,多以"撤退/抵抗"为主题,表达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反对;1933年至1935年实行"中日亲善政策"期间,杂志的对日态度一度摇摆不定,所载抗战小说数量锐减,所载文学主题也由对外转向对内,协助抗战的消极宣传;1936年"西安事变"后,《东方杂志》率先打出"抗战"旗帜,并在复刊后大力刊发抗战文艺,其主题可大致分为:一配合政府宣传抗战政策,二描写沦陷区民众的被压迫与反抗,常伴以汉奸题材,三表现战争中的小人物。

“成都设领事件”中蒋介石、刘湘对日态度变化探微

1936年,日本企欲在成都设置领事馆,图谋将其势力扩张至中国西南。日之图谋危及蒋介石把四川、大西南作为民族生存基础和复兴根据地的对日战略,触及蒋对日妥协退让之忍耐底线,这是蒋对日逐渐转向强硬的起点;在中共帮助和川人坚强抗日意志震慑下,刘湘从设领问题上"联日"和"反日"的矛盾中走向反日。这个反日方向在四川的初步确立是全民族抗战兴起的一缕晨曦。

当代中国大学生对日情感态度的实证研究

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中日的国民之间或者青年之间的情感态度始终是一个倍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从个体因素和日本因素两个方面着重检验我国大学生的对日态度。为此,对浙江教育学院和浙江科技学院的206名大学生实施调查,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因素中的年级、科目偏好、了解日本的程度、自尊心与对日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而日本因素中的日本社会印象、日本文化因素和爱国情操与对日态度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

从中日民族性上分析我国青年与日态度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与我国一衣带水的岛国日本,因其曾经的侵华抗日战争和当前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广泛的影响,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国人关注,中日关系一直是我国对外众多关系中最微妙的关系之一。笔者以中、日两国民族性为出发点,围绕近期升温的钓鱼岛争议,从调研中得出了我国青年对日态度的三种类型以及各种类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试论全面抗战前新桂系对日态度的“两面性”

全面抗战前，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坚决主张抗日，同时又与日关系密切，对日态度明显地具有“两面性”。本文拟究其原因，作一客观、深入的分析。

日语选修课学生跨文化态度调查研究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考察2015级、2016级两届非外语专业学生选修日语课的学习动机、对日态度及学习目的。为日语选修课教师在日语教学内容、教学安排、教学手段等方面提供合理的参考和依据,以期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浅析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被动地依赖国联的调停,在'国联外交'的指导下,对日政策由最初的不抵抗演变为有限抵抗。'国联外交'没有能够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国民政府转而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并试图与其建立'亲善'的外交关系。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并日趋强硬,最终走向全面抗日的道路。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试论奉郭战争时期郭松龄的对日本态度

郭松龄反奉战争引起了当时国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在东北势力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对双方的政策和态度基本上决定了战场形势的走向和战争的结局,在此影响下,郭松龄的对日态度由战前寻求日方中立转向战时慑于日军势力,一面派人与日周旋乞求其谅解,一面拒绝日方威逼利诱,最后当失败已成定局之时,派人向日方乞降的三个阶段。

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至年底汪精卫出走近一年的时间里,军事上的失败和外交上的困境,对国民党高层人士造成很大压力,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