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对日思想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对于其在九一八时的不抵抗行为极为悔恨,但他坚信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而且就在眼前。对于即将到来的抗战,他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同时他也坚信,中国必胜。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及其启示——重温《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过程中表现得极为透彻。在签约过程中，邓小平抓住契机，因势利导，坚定执著，力促缔约，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表现了高瞻远瞩、求同存异的外交风范。他的对日外交思想，时至今日，依然历久弥鲜，有着深刻的启示：外交工作以国家利益为准；有争议的问题，可暂时搁置；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

传承与扬弃——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构架下对日安全战略思想研究

伴随战争行为诞生的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与运筹的底蕴,它从最深层次规范国家安全战略的设计与筹划。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以“礼”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主张“耀德不观兵”的战略取向,在朝贡体系的构建及维系中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自恋式战略虚像,固步自封,闭目塞听,自我满足以至在近代世界发生巨变以及西方列强及东邻日本纷至沓来的欺凌面前束手无策,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奇耻大辱和深重灾难。历史告诉我们,要传承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同时要时刻保持警惕,回击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主动抛弃历史文化中的愚昧自欺观念。

浅议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

文章概述了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探析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认为其主要包括两国人民要“向前看”,“求大同、存小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贸易入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政治三原则等。周恩来对民间外交思想为今天发展中日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王宠惠的对日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王宠惠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更是杰出的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不断侵略,他积极开展对日外交,谋求两国关系的调整。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对日外交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他的对日外交思想及实践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受个人出身、党派利益和政治立场的影响,又带有过度强调和平解决、对日妥协退让以及过分夸大美国作用等局限性。

试论段祺瑞对日外交思想的另一面

段祺瑞能够在1916年至1920年间始终操纵北京政权,主要是因为他当时拥有别人所无法比拟的实力。在此期间,他明显地表现出利用这种非己不能制大局的实力,结合日本与欧美争夺的需求,在特定的形势下,乘机挟迫日本的思想。在"张勋复辟"和与冯国璋的争斗及与日本的交往上,我们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论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中日关系实践

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他高度重视推动中日友好事业,认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大力倡导"中日友好"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负面的消极因素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对日本人民讲友好,也要对日本右翼作斗争。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中日关系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新型外交的大框架下进行全面审视,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及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日关系: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日两国领导人所作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要与时俱进,要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起。

从“年谱”看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

《邓小平年谱》中关于当代中日关系及日本问题的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涉及的有关谈话、批语、题词等,从发展世代友好、学习日本的经验、促进经济合作以及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等不同侧面,展现了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深刻内涵,蕴涵着指导我国整个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及哲学理念,为人们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指导着我国的对日政策,这一思想主要有五部分组成:承前启后的对日方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谦虚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采取正确策略对待双方分歧。这一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