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使行看朝鲜王朝对日观的流变(1763-1882)——以《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为中心

朝鲜王朝派出的赴日使者,其行记中的评价是朝鲜王朝对日观的集中体现。通过《赵济谷海槎日记》《日东记游》《使和记略》三篇不同时期的赴日行记,可以看出朝鲜王朝的对日观经历了“以日为夷—以日为邻—以日为媒”三个阶段的流变,而这种流变实质上反映了朝鲜王朝脱离宗藩关系并寻求独立国家地位的过程。朝鲜王朝对日观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朝鲜王朝国内实学思想的发展和开化思想的出现、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变动,以及朝鲜对外方针的转变。此外,也不能忽视行记作者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对日观的差异。

孙中山对日观之我见

研究孙中山对日观 ,对于了解孙中山思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以及近代中国革命进程都有重要意义。从战略与战术关系出发看待孙中山的对日观 ,可知他是为了达成革命目标 ,而往往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和不惜付出代价。本文还专门就民初孙中山同日本的几次政治交易特别是订立《中日盟约》问题进行具体考察并作出评价 。

论蒋百里对日观

蒋百里,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有"兵学泰斗"之称,早年留日赴德学习军事,曾多次赴欧美考察军事,一生致力于军事教育和国防建设。文章结合蒋百里言行及相关论著对他的对日观做初步的考察。

试比较1910-1925年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对日观

在1910-1925年间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对日观:孙中山对日观实现了由早期联日到晚期批判日本的转变,蒋介石则是一直对日本抱有崇拜敬仰之情。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对日观有其相同之处,即对日本都有推崇之意并提倡学习日本崛起之道。但同时两人的对日观也存在差异:在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已经察觉到日本欲侵略中国的野心,其对日观已逐渐转变为对日批判,而蒋介石在这段时期仍崇拜日本。

汪精卫对日观的演变及影响

汪精卫的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因素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汪的对日观逐渐形成,并不断发生着演变。留学日本时期,汪对日本充满了羡慕和崇拜之情。巴黎和会后,他对日本的侵华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一.二八事变后,他由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逐渐发展到主张推行对日亲善外交。七七事变后,在对日方针是抗战还是谋和的问题上,他选择了谋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郭沫若对日观的史学探析(1913—1945)

郭沫若是近代为数不多的具有长期留日经历的共产党员,研究其对日观对明晰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从留日学习到北伐期间,其“师日观”与“排日观”交错,并逐渐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入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流亡期间,因身为共产党员而遭到日本宪兵和便衣警察的双重监视,体验了日本军部法西斯的得势横行,并受日本侵华行动的刺激而强化了“反日观”,同时从学术角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全面抗战期间,作为“知日”派揭示日本民族性中的丑恶面,批判日本法西斯体制,在“抗战必胜”的信念之下,从事抗日宣传,贯彻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对动员民众抗战、鼓舞我方军民士气、打入敌人内部、动摇日本军心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抗战赢得最终胜利贡献了力量。

论五四前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

五四前，戴季陶屡屡撰文，评析中日外交时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行径、政策、手段和实质；大胆地提出一系列挽救时局的对日外交政策，即主张“联美制日”、“武力救国”、“殖产救国”，以及在中日平等、自由、互助基础上的“中日亲善”等。同时，戴氏对日外交方针又表现出异常消极软弱，曾影响孙中山谋求日本的援助；后继续延伸发展，直至影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但是，反对日本侵略是五四前戴季陶对日外交观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