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

《反腐败公约》第18条分别从行贿和受贿的角度规定"影响力交易"犯罪。受制于"重受贿、轻行贿"的不对称立法思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第388条之一仅完成第18条第2款的国内法转化任务。基于条约必须履行的国际法准则、贿赂犯罪的对向性与贿赂犯罪罪名完善等理由,应根据《反腐败公约》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并明确相应的罪名、条文、罪状和法定刑。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请托人行贿行为之入罪

2013年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提出的《关于增设"对有影响力者行贿罪"》的议案,将请托人行贿行为之入罪问题正式地置于立法层面,而请托人行贿行为之入罪乃法益保护、当前严峻的犯罪形势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要求,对请托人行贿行为拟制为行贿罪予以规制显得尤为必要。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对行贿罪认定的影响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意在严密腐败犯罪刑事法网,但该罪的认定却不无与行贿罪相混淆的可能,将应认定为行贿罪的行为认定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会导致对行贿人的放纵,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也有可能沦为行贿罪的兜底罪名。因此,需要剖析两罪混淆的衍生机理,寻求避免混淆发生的解决方案,从而确保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在腐败犯罪惩处上的正面效用。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若干问题探讨——从《刑法修正案(九)》出发

本文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基础,对新增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的行为入罪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从对向犯及反腐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入罪的根据及必要性,根据新增条文的具体规定对行贿类犯罪的新增犯罪对象进行解读,并对本罪与行贿罪的区别以及有影响力的人主动索贿的问题展开研究。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若干问题研析

《刑法》第390条之一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名,是第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对合犯。立法修正明确了本罪的犯罪构成,阻塞了影响力犯罪的规范漏洞,弥补了贿赂犯罪体系失调的问题。然而,本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仍有若干问题须廓清。在构成要件层面,本罪侵害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可信赖性和公正性;客观方面的手段行为并非权钱交易行为,而是单纯的物质利益给予行为,"影响力"应采综合标准说,行为既遂采实际控制贿赂与重大损失择一说;行为人主观方面应当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在罪行界分层面,本罪与行贿罪体系中的其他犯罪具有明显差异,司法认定过程中应当把握核心要点。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探析

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首次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第164条当中。其客体是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其所谓"财物",包括一般意义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刑法》第164条存在片面性,应该对索贿的情形作出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中并非指利益本身违法,而是指获得利益的手段违法。只要行贿的对象是非国有单位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具备其他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就构成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至于其主体的性质则不是决定定罪的条件。

论“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国际犯罪,为打击这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商业腐败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从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和《公约》相关规定来看,本罪在立法上还有很多不足和应当完善之处。

民营企业管理人员行贿罪的法律风险防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营企业内部监管制度存在诸多漏洞以及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内部规范程度不高等原因,导致近年来民营企业管理人员行贿罪犯罪率不断攀升,呈现出犯罪数额大、案发频度高、社会危害性极大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营经济的正常发展。防范和化解以行贿罪为代表的职务犯罪风险,应以阻断企业权利纽带为基础,以完善内部治理、规范创新市场为保障。建立新型检商关系、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是预防民营企业管理人员行贿犯罪,推动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

影响力贿赂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弥补了我国贿赂类犯罪的法律空缺,正确认定该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系,能够更加全面、充分地理解这两罪的本质。总体上,当行贿方和受贿方均构成犯罪时,二者符合对合犯的基本特征;倘若其中只有一者被定罪处罚,则双方不属于对合犯;在成立对合犯的前提下,二者落入必要共同犯罪的范畴,属于共犯;行贿方和受贿方需要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由来

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破坏社会公平,影响职权的廉洁性和正当性,一直为各国法律所不允许。所不同的是,该类行为上升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尺度略有差异。早在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就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其行贿罪规定的对象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1979年颁布的刑法第185条第三款规定的行贿罪的行贿对象也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解释视角与规制边界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增设,有助于填补实务中特定未成年女性未陷入“明显难以反抗”境地时遭受性侵害的处罚漏洞。对性侵害的传统理解立足“性同意”单一视角,未能把握未成年人性被害与成年人性被害之间的差异。在不对未成年人意愿做法律上的重要评价的情况下,应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出发,将解释视角转向“性的优劣地位”。“特殊职责”的理解不以“职务”存在为必要,只有落脚于行为人对未成年人的“责任”,才能将规制效果坐实。非穷尽式列举的立法设计有利于应对灵活多变的社会现实,但应保持克制,避免滥用兜底规定将不具有优势地位的责任样态纳入刑法范畴。行为人满足条文列举的“特殊职责”便天然处于优势地位,但确实没有利用优势地位形成的影响力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仍存在出罪空间。

严惩行贿:净化政治空间——论行贿罪的危害与惩治

贿赂是一种共同犯罪，我国极为严重的受贿现象是与十分猖獗的行贿行为互为因果的，而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十分宽容，这是我国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提出要充分认识行贿犯罪的危害性，严惩行贿，净化政治空间，为国家工作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杜绝行贿才能遏制受贿。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

2005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我国并没有切实地履行公约的义务,在我国《刑法》中对于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还处于立法空白状态。通过分析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以及梗概阐述我国《刑法》中各种贿赂犯罪,由此总结出国外先进的相关立法,采用比较的方法与我国刑法比对,总结其长处,从中发现其立法优越性,为我国设立"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提供借鉴。同时,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具体建议,并阐述了其法定刑的设置原则。

漫谈行贿罪——基于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行贿罪规定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认定行贿罪的必备要件。这就意味着要认定某一行贿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就必须先探究行为人在该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谋求的利益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

如何正确认定受贿罪和行贿罪

受贿罪和行贿罪是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腐蚀国家肌体,败坏国家机关政治声誉的一种严重犯罪。当前,这种犯罪活动十分突出,我们必须同这类犯罪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现就如何正确认定受贿罪和行贿罪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一、关于受贿罪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所谓“利用职务上便利”。

关于行贿罪若干问题探讨

关于行贿罪若干问题探讨戴长林，宁诗敏一、行贿罪的分类本文尝试根据中外各种贿赂罪的理论和立法例案概括划分出各种类型的行贿罪，希望能通过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将行贿罪进行分类，来帮助我们加深对行贿罪的认识深度，从不同侧面把握行贿罪的特征、性质和社会危...

加重惩处行贿犯罪 优化廉政生态的思考

目前,贪污腐败已成公害,甚至被有些国家上升到了会导致＂亡党亡国＂的高度来打击。行贿受贿犯罪在贪污腐败的犯罪事实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实,行贿是＂因＂,受贿是＂果＂,行贿行为直接推动收受贿赂的犯罪,二者为对合性贿赂犯罪,不可区分对待。因此,要刹住贪污腐败之风、遏制收受贿赂行为,就应追本溯源,从行贿犯罪的防控和查处抓起。

试论对行贿罪的处罚及立法完善

我国法律对行贿罪的处罚规定,历经了由轻到重、由简到繁,由单一、概况到视“情节”区别对待的变化。一、对自然人行贿犯罪的处罚及立法完善《刑法》第185条第三款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近年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法律制度不可能马上跟上,伴随造成的行贿情况的大量发生,行贿案件的大量增加,这一规定显然已远远脱节现况和需要。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