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后的广西边境对汛

中法双方管理中越边界的对汛机制延续了半个世纪,广西段凸显了"陆防为主"的特点。清末爱国将领苏元春为对汛打下了基础,达到了中法双边会剿的共同目的。旧桂系军阀完成"改土归流"的同时颁布对汛新章,从而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新桂系与法越殖民当局的合作加速了广西边境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对汛成为边防、外交和延续中越人民友谊的桥梁,并转变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边境检查站。

近代广东陆防对汛的特点

中越边界对汛的半个世纪见证了中法关系的演变，东兴一芒街作为中法管理边界东段的第一路对汛率先实现了零距离交涉向远程联系的转型。粤越段对汛侧重海防，并有效配合陆防，强化了与法越殖民当局的对抗能力。东兴汛署最早成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边境检查站，对祖国南疆的稳定以及中越两国传统友谊的延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试论清末民国时期的广西对汛机构(1897—1949)

对汛,源于法文"Postes Militaries Doubles",为双方相对驻防机关之意。[1]它是中法战争后,为处理中法之间交涉而在中越边境沿线设立的边境管理机构,服务于边防,有着特殊的组织形式和人员编制,职在巡查边界,镇压反抗,处理涉外纠纷,规范边民出入境管理。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国的发展历程,从单纯的军事外交机构,演变成为拥有军事、外交、行政、司法权的特别行政区。在巩固边防、经营边疆、建设边地,推动桂越边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国防与外交机构到特别行政区——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的设立与演变

中法战争后,清王朝在与越南接壤的广东、广西和云南设立对汛督办,职在中法交涉、会巡会剿、巩固边防。民国建立后,中法关系改善,边境相对安定,唐继尧政府对云南对汛督办进行了改革,赋予各对汛周围三十里以内的司法权和部分行政权。龙云上台后,完善云南对汛督办的行政建制,划分对汛辖区,组织机构仿照县制,明确辖区内的一切行政权,云南对汛督办最终由清末的国防与外交机构逐渐演变为特别行政区。云南对汛督办的作用和影响除稳定边疆、巩固国防外,还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河口、麻栗坡对汛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民国时期中越边境对汛管理中的司法实践及其困局--以麻栗坡对汛督办档案为中心的分析

19世纪末中法战争结束后,中法两国历经十余年勘定了粤越、桂越、滇越三段边界并创设对汛制度,以管理中越边务问题。中越对汛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对中国南方边疆国防、外交等治理与开发有着重要意义。以往学界多聚焦于对汛设置与管理模式上的制度梳理,对涉及边民社会具体事件的研究甚少。对汛督办遗存下来的行政档案所记录的相关司法案件及其办理过程,揭示了对汛制度运行过程中具体的司法、行政事件所面临的多元复杂状况。由此层面观之,对汛督办的职能转变及其行政实践既是观察中越边境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同时也反映出了边民社会中不同行为主体展现的能动性及边地社会复杂多元的图景,这为以边民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研究提供了制度运作与区域社会历史脉络参照。

研究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特别行政区的重要史料——叶桐《河口、麻栗坡两对汛区域调查报告书》简介

叶桐《河口、麻栗坡两对汛区域调查报告书》,是研究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的重要资料。本文分析了报告书写成的背景,当世人对叶桐调查报告的关注,此调查报告书对于研究河口麻栗坡对汛特别行政区区域勘划、特别行政区行政体制逐渐内地化、法帝在滇越边境的驻军、侵略野心及中国边疆危机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末民国云南地方官员与新式教育——以麻栗坡督办为例

对麻栗坡正式设官以来的10任对汛副督办和29任特别区对汛督办,相关研究总体判断为"贪腐无能"。问有肯定者,主要焦点为对汛督办机构在抵御外敌、开发边地的作用方面。文章从1897年至1949年39任督办的学识背景入手,结合他们在麻栗坡筹措经费创办学校发展教育的史实,认为历任督办不凡热忱办学治校者,其通过推进学校教育为边区培养人才、开化民风、社会进步、巩固边疆等方面的贡献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