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合力、价值感知与非对称互惠共生:涉农高校参与乡村振兴机理的扎根理论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高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对高校-乡村间的互动关系逻辑进行探索。研究发现,涉农高校在内部服务使命和外部政策动员的共同推动下,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涉农高校与乡村在互动过程中获得非对称收益,可持续性难以有效保证。为此,亟需激发合作双方的内生驱动力,提升价值感知和收益感知,以形成更为稳固的合作联结机制。

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研究

民间资本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存在共生关系。根据1996—2015年北京市和全国有关统计数据,运用θ值法测算我国1996—2015年民间资本投资额。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中小企业产值与民间资本投资水平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小企业与民间资本形成了长期均衡的发展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两者属于非对称共生关系。基于共生理论,进一步分析发现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共生度和关联度,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属于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

我国农村土地间接流转供应链联盟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基于“对称互惠共生”视角

利益分配是供应链联盟的一个共同而关键的问题,制订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对供应链联盟的成功运作无疑是重要的。本文从"对称互惠共生"的视角,按照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利益的原则,首先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确定各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贡献率,然后,对人力资本要素(劳动)建立相应的博弈模型并给出了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最优分配解,而对于非人力资本要素则按其投入比例进行分配,最后,通过算例求解得到了农户、中介组织和种植企业在土地流转中获得的最优综合分配额。本文研究结果不仅对农村土地间接流转,而且对其他生产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供应链合作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也具有指导意义。

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一种新型城乡关系的解释框架

＂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是造成我国城乡二元秩序的本质原因,从＂城市中心＂到＂城乡共生＂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应然指向。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对城乡关系进行理论解读,构建新时代＂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解释框架。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理念、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从而形成＂政治共享、经济共荣、文化共融、社会共建、生态共治＂五位一体的城乡共生发展格局,最终促成城乡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跨国取证司法合作中的不对称互惠问题研究

二战后,美国制定《美国法典》第1782条,单方面开放外国法庭在美国境内取证的路径,其目的是希望外国在互惠基础上也接受美国法院的域外证据开示程序。然而,美国式互惠原则背后隐藏着不对称陷阱,因为美国的证据开示与他国的取证行为具有完全不对等性,不具有等价性和可互换性,一旦他国法院为了个案的一时便利而与美国达成表面上互惠的证据互换关系,就会形成所谓的不对称互惠,导致全球数据单方面向美国自由流动,使美国获得超乎寻常的信息霸权,危及他国司法主权和安全。美国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证据交换中心,维持和强化其司法霸权地位。基于此,美国贬低《海牙取证公约》的强制效力和排他效力,强化单边主义域外取证方式,对不遵守美国法院证据开示命令的外国企业施加制裁。为了预防美式不对称互惠,我国应坚持《海牙取证公约》的强制性和排他性,加强对跨境证据传递的监管,抵制美国单边域外证据开示,完善国内书证提出令的域外执行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构建国际证据互联互通共享机制。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

从生物学共生概念的提出到经济学共生理论的诞生,共生的应用领域不断延展。共生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也具有适用性,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属于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带来了社会组织行政化、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缺失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共生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是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是两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构建——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社会组织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而后者取决于合理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以共生理论为基础,构建"资源相互依赖性—组织自主性"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划分为寄生、共栖、非对称性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四种类型,其中对称性互惠共生是社会系统中组织间关系的高级形态,是共生关系演化的最终发展趋势。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表征为社会组织的高自主性和其与政府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在构建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平衡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关系。

“对称性互惠”与“非对称性互惠”——艾利斯·扬对交往伦理学的反思与重构

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部分地弥补了传统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对差异缺乏敏感性的局限,但他的普遍化原则(U原则)和话语伦理原则(D原则)忽视了交往情境的差异,并在理性与情感、公共性与私人性等方面做了不恰当的二元区分,因而未能逃脱普遍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困境。S.本哈比试图通过区分"普遍的他者"和"具体的他者"对交往伦理学进行修正,但她对交往关系"对称性互惠"的强调无法处理社会政治领域中广泛存在的"非对称性互惠"现象。在交往中,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是不可替代的,每一个参与者由于在交往情境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彼此之间具有非对称的、不可逆的交往关系。艾利斯·扬提出了"非对称性互惠"的交往伦理学概念,以期提供一种包容差异的正义理论。

契约国家抑或民生政治——基于亲、礼与非对称互惠的思考

原子式孤立个体间的“社会契约”及其“自然状态”假设,是基督宗教文明的知识产物。它们与扩张型主权有深刻关联,且缺少亲属视角。如在“自然”转向政治主权和文明社会的思考中带入“亲”的视角,则人与人围绕“礼”互动,可被视作个体延展到他者,能产生关系增殖的非对称互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生”理念强调让“生民”能生,与自然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与这种互惠之理相通。近代以来,“生生”文明的“生民”转化成“国民”“人民”,追求自立型主权。在多元文明并接的新时代,这种“民生政治”可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理论支点。

从“非对称风险”到“非对称性互惠”:舆情风险治理的新视角

当前我国已进入了高风险社会。舆情风险日渐突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风险的一个突出方面。用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非对称风险”、艾丽斯·杨的“非对称性互惠”的观点分析舆情风险的成因及表现、防控及治理两方面,可以发现,各舆情治理主体在充分认识非对称风险的基础上,从非对称性互惠交往伦理层面出发,注重主体行为差异,秉承民主与正义、责任与道德、修辞与叙事、差异性团结等方面的理念和原则,能最大程度实现舆情治理从非对称风险走向非对称性互惠的善治目标。

基于心理契约破裂的企业与员工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建模与仿真研究

运用企业与员工非对称性互惠共生Logistic基本模型与引入心理契约破裂参数的扩展模型进行企业与员工共生关系研究,并通过Matlab数值仿真验证模型研究结果。结果表明:能量的非独立性生成、非对称性分配是企业与员工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典型表现;工作发展型心理契约破裂在企业与员工共生关系协调阶段对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有较大的阻滞;会导致企业与员工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真正的破裂。

雄安新区城乡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构建及对策研究

雄安新区的建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统筹雄安新区城乡发展是建设雄安新区的必要任务。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依靠乡村功能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需要京津冀各方面配合和支持。以共生理论为视角探索雄安新区城乡关系,根据雄安新区城乡发展失衡现状以及雄安规划要求,发现雄安新区适合运用城乡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雄安新区城乡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及新型城乡共生体,并提出雄安新区与京津共生的对策。研究丰富了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知识,为雄安新区解决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双重不对称合作:平台内容治理主体责任的运行与优化

将主体责任这一中国特色法治话语运用于平台内容治理是一种创新的治理方式,具有新型复合特征。从政府与平台合作互动的角度出发,平台内容治理主体责任的运行具有权力责任、成本收益双重不对称的特征。但不对称并不代表不平衡或不合作,通过“不对称杠杆的平衡”模型将权力责任与成本收益的调节相对接,能促进政府与平台间的非对称性互惠与合作。在完善主体责任时,可以明晰平台治理权力的公法责任约束,以平台尽职免责为激励机制,释放政府与平台基于公共利益互惠行动的活力。适用“因人而异”的不对称规制,以嵌入式合作为抓手,根据支付能力和管控能力对平台分级分类并形成平台内容治理主体责任的指南清单。

深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实践考察与机制构建:一个共生系统视角

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深港两地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该议题的核心在于形成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的“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以促进两地的深层次发展。既有研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或协同视角为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但对共生系统视角下的科技创新合作,尤其是不同合作形态与强弱关系的分析较少。基于此,以共生理论为基础,以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为核心要素,以“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为目标模式,建构了“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共生系统”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深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合作现状,并构建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向“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转变的共生机制。研究发现,尽管共生单元的主体数量持续增加,但共生动力仍有不足;在共生环境上,虽然已有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但制度衔接仍需进一步强化;对于共生界面,虽然多元科创平台正持续建立,但科创服务仍待完善。因此,构建深港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共生机制应关注以下维度:一是科创共生单元高效联动机制,包括构建共识性顶层设计、形成多元共生主体创新协同、培育跨境人才流动融合三个子机制;二是科创共生环境营造优化机制,包括强化科技创新文化环境培育、优化科技创新政策支持、完善科技创新制度衔接三个子机制;三是科创共生界面渠道融通机制,包括打造跨境科技创新全链条服务机制、完善跨境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优化跨境科技创新全过程金融支持机制三个子机制。

数字化背景下菜市场共生治理:现实挑战及实现机理

城市菜市场不仅是市井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而且是社区邻里交往的“会客厅”。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菜市场对于城市的意义重大。随着新零售空间的兴起,疫情重塑线上消费习惯以及社区生鲜团购的强势出击,实体菜市场生存面临重大挑战。当下菜市场面临的生存挑战主要来自于:美好生活需求与硬件环境、经营理念不匹配矛盾;新零售空间和电商社区团购对菜市场冲击;多元治理参与不足与共生对称互惠发展的矛盾。文章在讨论共生理论与菜市场治理耦合的基础上,分析共生治理的实现机理,以期对菜市场升级改造以及科学治理提供借鉴依据。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共生机理探讨

基于共生理论视角透析城乡一体化进程,赋予城乡系统以鲜活生命体,各中心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农村成为其能量互换、信息交流的共生单元,积极探寻城乡共生体与环境间的动态双向激励举措和共生界面优化的共生机制,力促城乡系统早日达到对称互惠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状态。

基于共生理论-BP神经网络混合模型的工程联盟利益分配研究

讨论了工程总承包模式下施工方作为总承包方的利润分配模型,把项目参与各方看作联盟中的成员,通过结盟形成一个共生体,运用共生理论对联盟获得的收益进行分配。由于成员存在技术熟练性、市场环境等风险,以及在项目中所处地位不同,我们引入偏离理想状态共生系数。偏离系数是研究共生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参数,用BP神经网络算法对此参数求解,得到优化后的联盟利益分配方法。混合模型提高了各成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从而提高成员和联盟的收益。

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比较

传统观点认为,只有大企业才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先天不足。实践证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各具优势,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的特点,适用于不同规模的企业。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如何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缩小与大企业之间的差距。

基于共生理论的潮汕区域旅游合作模式研究

分析了潮州市、汕头市和揭阳市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状况,认为潮汕地区能够满足共生理论所谓的共生关系形成的条件。三市在区域旅游合作方面,可以选择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对该区域的旅游业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建立统一的协调制度与合作机构,实现三市旅游发展的对称互惠、共进多赢。

自我与他者之间——女性主义对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重构

如何批评和修正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构建一种更民主、包容的话语模式是女性主义与哈贝马斯对话的重要目标。塞拉·本哈比在普遍主义和交往理性框架内,以"互逆视角"和"扩展的心胸"为基础,建构了一种"交互普遍主义"的话语模式;艾莉丝·马瑞恩·扬从人的差异性和不可化约性出发,提出"非对称互惠"概念,将对话、理解界定为一个创造性的学习过程;菲奥娜·罗宾逊则从自我的关系性和依赖性出发,对道德对话的条件、方式和目标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解释。在自我与他者、关怀和公正、普遍与特殊之间,她们各有侧重也各有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