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政府“对美追随”的权力逻辑——基于关系理论

韩国长期扮演权力受者,让其误认为不安全的最大根源是自身力量相对周边大国薄弱。冷战后,韩国不仅内化了中等强国身份,而且借助周边大国的力量,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积累权力资源、发挥影响力。中等强国身份要求韩国预测外部压力并加以适应。尹锡悦政府将“全球枢纽国家”“全球战略同盟关系”作为韩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和优先目标,是预测外部压力加以适应的体现。在关系理论视角下,韩美之间已经建立起权力交换的“人情”机制,“回报”规范要求韩国满足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需求。通过权力交换机制,韩国不仅从个体、结构、关系三个层面获得权力资源,而且加入美国建立的“小多边”也为其提供了发挥影响力的平台。

新时代中国对美政策:回顾、评估与建议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过数次战略调整与重大起伏,中国的对美政策出现了阶段性侧重点的不断调整,从“求合作、促发展”到“促合作、谋共赢”,再到“平等互利、总体稳定”,中国在发展对美关系上已然积累了诸多丰富经验,保持了较强的连贯性、原则性、灵活性、主动性、务实性等特点,并坚持合作与斗争两手抓。面对美国政府不断强化对华竞争和遏制,以及“脱钩断链”等倒行逆施,新时代发展对美关系要注重加强战略统筹,增强战略主动,综合施策,积极稳妥作为。未来,中国还应加强对美政策预判,放弃幻想,坚持中美关系管控的基本原则,在制度层面进行坚决的斗争,并立足于建强自身,做深做透美国国内民众的工作,努力营造竞争中的合作氛围,以创新思维探索中美大国相处之道。

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对美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重点任务和美国碳关税政策生效的背景下,基于UNCOMTRADE数据库、CEADs数据库和HS商品分类法,利用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和美国的碳密集型行业加以识别,将碳密集型行业分为传统碳密集型行业和完全碳密集型行业。然后,采用多个指数的实证测度指标,从竞争性和互补性两个角度,对中美碳密集型行业的贸易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美国传统碳密集型行业,中国传统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较少,两国竞争性与互补性均比较弱;对于完全碳密集型行业,中美两国均是碳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国,两国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并存,且美国占用了中国的碳排放量,中国付出了更多的环境成本。

南美:对美主要杧果出口国

2022年冬,巴西、厄瓜多尔和秘鲁是向美国出口杧果的主要国家。2023年1月初,巴西和厄瓜多尔的杧果采收季已结束,秘鲁是此期唯一向美国运输杧果的南美国家。秘鲁国家杧果委员会宣称,2022/2023年秘鲁杧果出口量预计比去年增加24%。秘鲁杧果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种植面积和新包装厂的增加。秘鲁杧果对美出口将持续到3月,墨西哥杧果相继将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桐油业的对美贸易与近代转型(1869—1949)

近代以降,中国桐油成为继丝、茶之后颇为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美商业贸易、政治外交和农业技术合作的重要领域。①近年来,桐油作为近代中国土产外销的一环已受到学界不少关注,学者们主要通过近代以来桐油外销探讨口岸贸易、区域市场整合、产业发展和统制政策等问题,②但结合国际市场环境特别是美国市场状况来研究中国桐油业近代化的成果较少,对桐油业发展也缺少整体性、历时性论述。

墨西哥:鳄梨对美出口量逐年增长

2022年,墨西哥鳄梨出口额达到创记录的34.95亿美元,占全球鳄梨出口总额的47.5%。其中,墨西哥对美国的鳄梨销售额为30.08亿美元,占鳄梨出口总额的86.1%,这一份额超过了2014年创下的80.2%的历史记录。作为墨西哥鳄梨最大出口目标市场,美国作为鳄梨进口国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试论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其对美政策大致有五次重大调整，每次调整都具有深刻的国际、地区和双边背景，每次调整都使中国的对外政策进一步成熟。冷战结束后，由于美方的原因，中美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中国政府坚决地和创造性地执行了邓小平关于对美关系的战略指示，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最近的一次调整发生在美国公然允许李登辉访美之后，中国对于美国背信弃义和试图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中国在决策机制和过程方面也有所调整，使之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次对美政策的调整，典型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趋势和中国崛起的这一时代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经验伊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行国共合作、英勇对日作战的同时，奉行独立自主并尽可能争取外援的外交方针，积极开展国际交往特别是开展同美国的交往，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认真回顾抗战时期中共制定和...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值贸易分析——以林产品为例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就中国对美国林产品出口贸易进行增加值测算,以此来测度中国对美林产品出口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下的真实获利性。结果发现,传统贸易统计法下的中美林产品贸易存在高估问题,中国对美国林产品出口国内增加值比重仅占出口额的六成左右。林产品出口贸易收益增长并不与其出口总额增长成正比,贸易获利增长幅度远小于贸易数量增长幅度,且获利空间近年来不断缩小。

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

201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5周年。经过65年的发展，中国不仅摆脱了建国之初积弱积贫、百废待兴的状态，而且一举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将继续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针对发达国家，中国强调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如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对美政策调整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韩国的对美政策调整呈现追随美国与追求战略自主两方面同时增强的态势。一方面,韩国加强与美国在经济、科技、价值观、安全和外交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更多介入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另一方面,韩国利用美国对韩国合作需求上升,积极扩大战略自主,但受美国制约,韩国追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与加大对美合作存在内在逻辑矛盾。韩国追随美国不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加大对韩国施压和拉拢的结果,也是韩国出于谋求战略主动、追求半岛事务主导、适当制衡中国等综合考虑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当然,韩国并非对美一边倒,韩美威胁认知和战略优先顺序的差异则制约着双方合作的深度。展望2022年韩国大选后的对美政策,其追随美国与追求战略自主的两面性仍将持续。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

对于投资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对投资收益和潜在收益有较大影响。为了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对中国产业的影响,本文基于比较优势,构建发展中国家OFDI决策模型,通过构造评价指标以及构建回归模型,并利用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出口数据、行业相关数据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作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两个重点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可以为提高本国对应产业的比较优势提供支撑;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由于中国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的原因,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提升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还不明显。

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

利用回归分析对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现状进行了剖析,找出了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基本特点。根据权威机构的数据,利用财务指标分析法设计了相应变量,构造了综合评价模型,获得了不同投资方式对投资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和窗口期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的影响。然后,剖析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存在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跨越贸易壁垒的视角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出口却频繁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化特征,制造业领域投资比重较高,投资行业领域与遭受美国反倾销措施的出口部门呈现一定的重叠性。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贸易壁垒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即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贸易壁垒跨越动机,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决定对美直接投资的重要变量。我国政府和企业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合作-“中立”-对抗:1944—1946年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

1944—1946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过渡到冷战的剧烈变动时期,其间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从寻求与美国合作到在国共斗争中"中立"美国、再转向与美国对抗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因素推动着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它们包括中共与美方的互动、中共革命战略转变的复杂需要以及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思考等。这三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互动决定着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方向和主要特点。

中国对美出口产品质量阶梯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使用基于Khandelwal(2010)的嵌套Logit模型,利用CEPII-BACI数据库1999-201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数据,测算了中国26个制造业行业对美出口产品的质量以及质量阶梯。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阶梯在考察期内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且不同行业间质量阶梯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与Khandelwal(2010)中美国制造业产品质量阶梯相比,两国既存在互补性也存在相似性。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与质量阶梯负相关,有利于质量阶梯的提升,而资本密度与质量阶梯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研发密度与质量阶梯的关系不明确,同时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类型行业中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文章最后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美制造业出口质量提出了相关建议。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

几乎没有任何时候会像40年代中期那样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上半叶中美关系的特点:在两国关系的一侧是美国与其他大国争夺远东霸权的较量,在两国关系的另一侧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争夺国内政权的角逐。作为两个不同层次斗争的交汇点,中美关系一直饱受着各种风浪的冲击,艰难而又富有戏剧性地发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与美国政府接触最多的时期。当美国人把他们对华政策的重点从战时转向战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反复考虑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

《北美自由贸易新协定》对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北美自由贸易新协定》(USMCA)在汽车条款、乳制品贸易、知识产权条款和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则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于这些新的变化,通过分析中国对美出口的贸易结构、贸易规模、竞争优势及产品替代性,可以发现中国对美出口的地位在短时间内无法被墨西哥和加拿大所取代。然而USMCA作为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对美出口还是有潜在的风险影响,因此中国需要积极参与WTO改革,广泛开展与其他国家缔结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改变中国产品出口结构和模式,并利用USMCA的汽车条款不确定性来大力发展中国汽车产业,培育汽车及其零部件出口的竞争力。

资源禀赋、技术创新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

利用2005—2014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州际面板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资源禀赋和技术创新能促进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且资源禀赋的影响力度高于技术创新,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目前仍处于以资源导向为主,以技术导向为辅的阶段;分区域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度大于资源禀赋,而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度更大。

特朗普执政以来德国对美政策的调整:背景、内容与特点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贸易政策、北约集体防务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政策调整损害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共同价值与利益基础,改变了德美盟友间的合作范式,使自由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侵蚀。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德国对美政策调整的外部催化剂。与此同时,德国外交政策朝着积极有为的方向转变,构成了德国对美政策调整的内部驱动因素。德国对美政策调整具体表现为:在经贸领域,以统一的欧盟方案应对贸易摩擦;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将扩大防务支出提上日程并积极推动欧盟防务一体化进程。总体上,德国对美政策调整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德国对美国的定位从"价值盟友"转变为"利益伙伴";第二,德国以欧盟为依托增强处理德美关系的话语权;第三,德国与中国、俄罗斯组成临时性"议题联盟"以应对美国政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