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汉新词流行成因及对译比较研究

现代英语中新词语的出现与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内的一桩桩大事有关。汉语新词其主要来源一是本族语本身 ,包括旧词新义、流行语等 ;二是外来新词语 ,而外来词大多来自英语。在英汉新词对译时 ,要注意不能望文生义 ,既要保持原“民族特色” ,又要有效传递文化信息。

日汉对译辞书《杂字类编》中的词语误认现象及成因

《杂字类编》收录的汉语词以近代汉语口语词和俗语词为主,杂以部分文言词和方言词,也存在一些非“纯汉语”成分和词语误认现象。《杂字类编》中的词语误认现象主要有两种类型:误认非词形式为词、误认词语对应关系。导致词语误认的常见因素有:文献来源与文本用字的影响、常用词和常用义的干扰、句法结构的重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因子”存在差异,根本原因是对目标语言及其载体的“不完善学习”。结合相关文献,考察日汉对译辞书的词汇及词语误认现象,有助于梳理中日语言文化接触与相互影响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正确认识双语辞书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料价值。

モノノ转折复句的日汉翻译倾向研究

本文以使用日语接续助词モノノ的日语转折复句为研究对象,进行有关日语转折复句的日汉翻译倾向研究。本研究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观点,使用共现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从100部日语小说及其汉语译本中抽取550条モノノ的日汉对译例句,以研究モノノ转折复句的日汉翻译倾向。整理分析日语接续助词モノノ的含义及用法,通过分析使用KH Coder生成的共现网络图,明确其不同汉译形式的使用频率,进一步探寻日语原文与汉语译文的对应联系,最后总结其翻译倾向。

基于语料库的“命运”一词的英译研究

在不同类型的译本中,“命运”出现一词多译的现象,本研究基于语料库总结“命运”的翻译规律,为这种现象做出解释。本文首先借用Sketch Engine平行语料库中关于“命运”的语料,使用AntConc3.5.8和CUC ParaConc语料检索软件,找出“命运”一词和其主要的英文对译词;之后,依托Sinclair的词项分析框架理论,考察“命运”和其英文对译词的搭配、类联接和语义韵,总结出“命运”在不同语境下的翻译标准或规律;最后,从历时文化的角度分析出现这种规律的原因。

中日同形词意义用法距离的计量研究——以对译比构建的F-measure为尺度

中日同形词意义用法的差异一直是日语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汉日语对比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传统研究试图用同形同义、同形异义、同形近义三分类的方法从意义用法上区分同形词。但是,这种区分方法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同形近义词的用法差异得不到精确描述,因为同形近义词的用法差异有大有小,其意义用法距离的大小无法用"同形近义"来衡量。本文提出了以对译语料库为知识库,以同形词的对译比和在其基础上构建的F-measure为参数描写中日同形词意义用法距离的方法,并用1900余对常用的中日同形词进行验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晚清英汉、汉英双语词典对科举知识的互解与再构

晚清时期,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编纂的70余部英汉、汉英双语词典,收录创建了大量科举知识词条,对科举知识进行了对译互解与知识再构。从词汇语体内容看,主要涉及科举书面语核心术语、科举口语、科举俗语及谚语知识;从科举教育知识结构来看,则主要包含了科第制度、科举考试内容及方法过程、科举学校教育、科举典籍及规程、科举习俗知识等内容。在对科举知识核心词汇的译介上,表现出19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初两个阶段词汇量集中增多的历时性特点。这批双语词典,主要采用普通词条式、创建文化语境融入式、单列模块专题式等三种形式译介科举知识,从而从日常化知识浅描、制度化知识重描、结构性知识深描的体系结构构建科举知识网络系统。在具体译介方法上,则主要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等形式。这批双语词典,整体上对外展示了科举核心知识、运作机制与科考功能,在传播和普及科举知识方面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成为认知科举制的窗口,也形塑了中国科举教育知识意涵与形象。

释“对译”

本文基于对译的语形对位、义项对应和语用对等特点的分析,从符号学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角度剖析了对译的本质属性,考察了对译在全译体系中的地位及关系,最终对其内涵做出厘定。

日本文学作品中ト条件句翻译策略定量分析——兼与《日本语句型辞典》所记词条做比较

本文从40部日本文学作品和其汉译本中共选取1000个ト句式例句(每部作品选取前25例)和与之相对应的1000个汉译句,并对该两组之间的关联度(即ト句式和汉译句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函数检验。其结果显示,与《日本语句型辞典(中文版)》中的解释有一些出入。该辞典里把ト句式分为七类,认为除了表示假定条件以外的其余ト句式都应翻译为"(一),就"形式。然而通过本次分析得知:ト句式中的确定条件句和潜在条件句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表示确定条件的ト句式与"(然)后"及"感知动词"之间双向关联度很高,而表示潜在条件的ト句式与"每(当)"、"如果(就)"之间双向关联度很高。

论双语词典学的“词类对译”原则

“词类对译”是双语词典编纂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但是这条原则目前受到一定的质疑。“词类对译”不失为双语词典词目翻译的重要原则,但双语词典编译者和用户都要注意区分“语言对应词”和“言语等值词”;“词类对译”与“词类转换”是双语词典编纂过程中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双语词典用户只有正确理解双语词典的“词类对译”原则才能更好地使用双语词典。

基于对译语料库的韩国语转折接续词转折强度分析——以“???”“????”“???”为中心

关于韩国语转折接续词转折语义强度的研究甚少。以“█”“█”“█”为具(本研究对象,借鉴汉语中关于转折强度分析的成果,通过对中韩、韩中对译语料库中的对应倾向性考察了韩国语转折接续词“█”“█”“█”的转折强度。通过分析认为:“█”的转折强度最强,其次是“█”“█”的转折强度最弱。

《布洛陀史诗》对外传播的文化阐释与深度翻译

《布洛陀史诗》英文译著本的出版为壮族文化对外传播开拓了新渠道,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布洛陀史诗》英文译著本多语对译的全景呈现和编排体例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其民族志诗学的翻译方法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策略,同时也为民族典籍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理论新视角。

语言符号对译、言语翻译与跨文化信息

语言符号的意义包括概念义、附加义、语法义、文化义和搭配义。两种语言符号对译有五种常见形式。在两种语言符号对译中,欲反映原语语言符号的跨文化信息,就应着重体现附加义和文化义。语言符号对译与言语翻译的主要差异在于有无具体语境(或情境);而同属言语翻译的双语词典例证翻译和语篇翻译之间的差异主要是:(1)具体语境(或情境)的大小;(2)体现语用和形象的表现力不同。

浅谈英汉家庭成员间称呼的对译问题

家庭成员(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也包括母系亲属)之间的称呼是英汉对译中最难对付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英汉两大民族家庭组织形式有着很大差别的缘故。英民族(也包括欧洲其它民族)的家庭组织形式传统上是以父母为核心的小家庭(nucleus family),其成员一般只有两代人,即父母与儿女,儿女长大成人便脱离父母,自立门户。因此,他们的家庭成员非常简单,加之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淡薄,成员之间不习惯按尊卑长幼来彼此称呼。兄弟姐妹之间一般都以名字(教名,相当汉民族的小名)相称,甚至儿女也可直呼父母的名字(教名),如马克思的千金们都叫马克思Karl。

评张谷若翻译的哈代作品

张谷若以研究翻译哈代著称于世,他翻译了哈代的三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还乡》和《无名的裘德》,被中外文学界誉为"哈代专家","哈代的东方知音"。文章从方言对译、注释和翻译目的三个方面对张谷若翻译的哈代作品进行了评价。

满语地名音译中的语音对译问题

由于满、汉语元音、辅音、音节字音的差别,造成汉语译音的近似音标记,即元音以代代,辅音以代代,闭音节韵尾加元音,音节字以标记等做法。反映在清代地名文献中的异音同译的复杂性与严重性昭示我们,只有详尽占有第一手资料,才能洞悉“同音”假象,复原其历史本来面目,使语义翻译愈臻科学、准确。对于两种语言中的语音差别,以近似音标记的模糊做法应当根据汉语文特点,尽量注意规范性,避免随意性。

从义素对比分析看“士”的对译词选择

选取5个具有代表意义的《论语》译本--里雅各,辜鸿铭,刘殿爵,威利及潘富恩、温少霞译本--作为蓝本,回顾这5个译本对"士"的不同诠释。运用义素分析法,对"士"及其对译词scholar、officer、gentleman、knight、superior man及virtuous man的义素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发现,以上几个对译词的义素与"士"的义素均不相符,"士"的对译词需弃之另图,而音译加注释法不失为"士"之英译良策。

从目的论角度探讨文学方言的翻译方法

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达形式,往往会给译者带来极大的挑战。这是因为方言成分在作品中不仅传达了一定的字面意义,而且通常还有着相当重要的文体功能。"方言对译法"和"口语体译法"是两种经常被讨论的方言翻译方法。通过在德国翻译目的论的视角下分析这两种方言翻译方法,对比得出,就英语文学的汉译而言,使用汉语通俗表达法应是比较现实的方言翻译方法。

函数检验诠释下的日译汉策略研究--以タラ条件句翻译类型为例

本文从100部日本文学作品和其汉译文本中共选取1000例タラ条件句的例句(每部作品选取前10例)和与之相对应的1000个汉译句,并对这两组之间的关联度(即タラ条件句和汉译句之间的关联度)通过T、MI值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日本语句型辞典(中文版)》中的解释有很多不同。该辞典中タラ条件句的汉译部分在全面性方面有所欠缺。本文通过分析发现,事实句与“无标句”“感知动词”“时候”的相互关联度很高,而表示行为成立的句子更倾向于翻译为“之后”。另外,反事实句与“如果不”“要不是”“否则”之间的相互关联度很高。

乙种本《西番译语》藏汉对译音义关系辨析

《华夷译语》系明清两代四夷(译)馆出于译员教习或翻译的需要,由官方编纂的多种番汉对译辞书之总称,《西番译语》即为其中一种。此书是清初的一部藏汉翻译词典,保留了大量清初的藏语词汇,对于研究清初藏语及中国翻译学史,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资料。明代《西番译语》乙种本中的藏文在汉义和对音汉字之间的表义表音链接方面很多词项存在偏差甚至错误,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析,有助于藏学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藏汉翻译的历史和发展。

翻译即改写:从菲茨杰拉德到胡适——以《鲁拜集》第99首为个案

波斯古代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集<鲁拜集>,经过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的创造性翻译成了英国文学的瑰宝,其汉译本也异彩纷呈,其中不乏创造性译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已经从单纯考虑语言层面的对等发展到考虑文化层面以及制约翻译行为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媒介等因素,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就提出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改写,这种改写会对译语文化产生影响.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鲁拜集>第99首的英译和汉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致的译本比对,探索了意识彤态和诗学体系对菲茨杰拉德和胡适译诗的影响,最后得出创造性诗歌翻译是合理而又可行的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