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对话理性:论刑事协商的法理基础

刑事协商,是一种以对话、合作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法,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均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关于刑事协商的法理基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

高校科研人才评价理论·反思·重构——基于工具理性与对话理性的视角

高校科研人才评价关系到国家科研创新与科技发展。理论上,高校科研人才评价具有工具理性与对话理性的双重内涵,且对话理性作为高校科研人才评价的基础,应先于工具理性。现实中,高校科研人才评价存在工具理性僭越、对话理性式微的结构化矛盾。究其根源在于:时空抽离下的系统整合加剧工具理性膨胀,行为惯例导致被评价者话语意识缺失,基于“绩效”逻辑的评价结构巩固基于工具理性的评价者中心、外部评价为主、以评为中心的结构性原则。重构高校科研人才评价机制需建构基于对话、协商的评价理解范式,促进多元评价主体权利再分配,推动评价规范再生产。

理解受众,引导理性公共对话——兼谈新媒体时代基层记者的素养提升

新媒体时代,受众在新闻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建构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样的关系建构过程中,媒体从业者,特别是离群众更近的基层媒体从业者,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素养,理解受众,引导建构理性的对话空间。

阿佩尔对话理性概念之内涵和根基——兼论阿佩尔对话理性概念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之差异

阿佩尔把对话的游戏规则或前提所包含的理性与一般的人类理性的要求关联起来,他以此提出对话理性的概念,试图在喧嚣一片的理性批判声中重构理性概念。其思路与哈贝马斯有关交往理性的基本思路大抵一致,但在具体的环节上却有较大的差别。阿佩尔强调通过先验语用学的反思可以获得对有实质内容的对话前提的认知,并且认为对话理性直接就是一般的人类理性的要求;哈贝马斯则基于一种普遍语用学的立场,认为对交往行动的前提只能做形式化的重构,对话原则所包含的规范要求只具有程序意义。阿佩尔的理性诉求强于哈贝马斯,其思想内部也有更为严密的逻辑一贯性,但进一步的追究表明,支撑阿佩尔对话理性概念的终极奠基思想似乎包含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法院调解:当事人“理性对话”的权利场域

法院调解是我国法院民事审判中一种占主导性地位的运作方式。随着民事诉讼改革的深入,法院调解制度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为应对这些新问题,首先要对法院调解进行合理的定位。法院调解应该不仅仅体现法官的职权,更应当为当事人进行"理性对话"提供一个平台。

论新课程背景下的对话教学

对话教学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教学形态,是一种尊重主体性、体现创造性、追求人性化的教学。相对于传统的"独白式"教学而言,对话教学体现了时代精神,在教学目的观、过程观、师生观、评价观等方面都呈现了全新的面貌。

从对抗到对话:中国语境中的刑事司法协商制度

刑事司法协商制度包括被告人与检察官的协商(“辩诉交易”)以及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通过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商制度的分析研究,可以为我国建立刑事司法协商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概括而言,研究该主题的现实意义有三:一是它有助于破解中国语境下亟需解决的公平与效率之争这一现实难题;二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简易程序和“简化审”制度需要刑事司法协商制度予以弥补;三是需要总结和修正已有的立法缺陷和不足。

对话人及其教育建构

当今时代是对话的时代,当代人具有强烈的对话诉求和显著的对话特征。"对话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对历史上各种人性学说的整合包摄,更与当代哲学取向相契合。对话人具有一系列新的人格素养和特质,它是具有对话意识与能力、生成对话理性、展开对话人生的人。建构这种新时代的对话人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学校教育应从构建对话体制、实施对话教学、开展对话管理、修炼对话审美、铸就对话生活、建构对话公民等方面对自身进行变革和再造,以形成一种对话教育,用对话教育去建构对话人。

理性精神是哲学课堂教学的应然追求——以《价值和价值观》为例

哲学作为一门思辨学科，是爱智之学。理性精神是哲学课堂的应然追求。哲学课堂中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搭建主题情境和问题，实现思维引领；开展理性对话与共享，实现思维提升；开展理性活动与反思，助推思想提升。从搭建主题情境和问题、开展理性对话与共享、开展理性活动与反思这三个方面，对高中思想政治的“理性精神”教学进行相关探讨。

论教育的“意义危机”与教育理论研究的解困之道

教育存在教育场域中＂人＂的缺席、教育世界中语言意义的失落、教育存在中生命意蕴的遮蔽、教育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疏离等危机。文章从当今教育的＂意义危机＂入手,对教育理论研究的＂立场＂进行思考与定位,并将教育理论研究中＂对话理性＂的介入作为教育研究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径。

简论干部沟通能力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全面提高干部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其中良好的沟通能力就是一项基础性能力,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良好的沟通能消除对立,建立理性对话的氛围;第二,良好的沟通能增进理解,奠定化解矛盾的基础;第三,良好的沟通能求同存异,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

哈贝马斯的程序正义思想及其对罗尔斯的超越

哈贝马斯的程序正义与罗尔斯的程序正义有着不同的建构逻辑,是在其商谈伦理学的框架下进行论证的。哈贝马斯描绘了"理想的言语情境",并以之置换了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为程序正义构筑了理想的背景条件;哈贝马斯认为,对正义而言更重要的不是逻辑上的"证明",而是实践中的"应用",这种程序正义是在"理性对话"而非"道德推理"的过程中展开的;哈贝马斯通过"普遍化"的方式,即将"我想要"转变为"我们意欲",从而实现某种"持续的同意"。这种通过商谈达成的"共识",是对罗尔斯"重叠共识"的超越,这是程序正义的结果。

在国际传播中如何更有效地“观中国”——以中国新闻社“东西问”之“观中国”系列报道为例

中国新闻社推出的“东西问”专栏,着力创新“中国观点”的“国际表达”,在国际传播中建构既体现中国立场观点和价值观念、又为外国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对外话语体系。“东西问”之“观中国”作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系列,藉名家观中国古今,以“外嘴”说文明互鉴,既有学理思辨,也有文化底蕴,是学媒结合的成功探索。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失序的表现、成因及应对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介的日臻成熟,形成广袤的网络传播空间。人们在网络空间中,表达思想、沟通观点和宣泄情绪。网络社会中多元利益诉求交织、多元价值取向杂糅的情绪,正悄然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并建构当下网络空间的秩序形成,对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网络舆论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借助媒介技术的传播对公众认知的社会现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前的网络舆论传播现状在现实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通过立足于传播主体、利益诉求和价值信仰等多个维度,意图厘清当前网络空间中舆论的生成、走向等脉络,从而提出网络空间中各个舆论主体通过意义共享、构建多元共识、话语突围等途径实现网络空间的理性对话。

论恐怖性劫持人质事件的谈判困境与原则

在当前的恐怖性劫持人质事件中,劫持者表现出的极端的意识形态、专业的劫持手段与积极的谈判策略,导致反恐实践中面临谈判空间狭窄、对方行为模式不明、谈判局势不易判断的困境。谈判过程中应把握扩展谈判空间、展开理性对话、放弃谈判比例三个原则。

社会支持理论下群体性事件中的人际传播——以昆明PX事件为例

随着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社会分化日益凸显,不同阶层的社会要求逐渐多样化,尤其底层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抗争总是将主体、客体、要求三者结合在一起,那群体性事件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如何利用人际传播机制进行人际交往互动?抗争者通过社会支持建立彼此之间的盟友关系,提出利益诉求进行抗争的同时,政府就需要通过合理化的交往行为互动,化解矛盾,通往更理性的社会关系,避免更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稻草人和红鲱鱼

理性对话是人们交流的基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见“不好好说话”的情形。你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吗?下课了,小A来找你,让你陪他去老师办公室拿作业。你说:“我还有点作业没写完,你可以自己去吗?”小A怒了:“啊?!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这点时间你都不肯陪我?”遇到这样的情形,你会不会脑壳疼?你知道小A犯了什么逻辑错误吗?

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可行性研究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立法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立法主体就法律草案涉及的有关问题,在立法工作过程中进行理性对话、协商的立法活动。

近代的两种价值与课程理论的目标

对于时代状态的把握是课程研究的基本问题。课程中要培养的能力是有时代性的。可以将近代看作为存在着其时代价值生成与变异的前后两个时期。近代前期 ,课程的时代价值是重视工具性理性、及基于对工具性理性的批判之上的自我主体性的确立 ;而在近代后期 ,工具性理性向支配人的理论扩展 ,在个人内部建立起监视自我的权利装置。为克服与超越这种自我的内在分裂 。

当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内在理路

政治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发展到当代的一种新形式,它的代表人物有后期罗尔斯、阿克曼、拉莫尔等人。总的来说,政治自由主义是在坚持中立原则的基础上,以理性对话为途径,试图不以任何特殊形上论或认识论为基础,仅就基本政治理念达成共识。它的兴起乃是缘于以往自由主义所不能解决的方法论困境,对这种困境的摆脱决定了它在形式上必须从"广包的"转变为"自由站立的"。针对自由主义的这种新形式,当代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政治自由主义的命运如何,不仅取决于一个只有"政治"版本的自由主义能否得到辩护,还取决于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它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因为如何促进共识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必须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