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释的对象及其确定

合同解释的对象主要是合同条款,包括合同用语,无论是清晰、明确的用语还是模糊、不明确的用语,均为合同解释的对象,只是二者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有差异。初步协议、意向性协议、备忘录依其上载明的意思表示构成本约的,自然为合同解释的对象;符合预约条件的,亦为合同解释的客体;即便不具有积极的法律拘束力,其本身不是合同解释的对象,但可作为合同的周围情事。合同主体在缔约和履约的层面是主体而非客体,但在裁判者及专家学者甚至他们自己在解释系争合同时却为客体。合同的名称、条名与合同条款的内容不符的,以合同条款为准。合同中的脚注与合同条款的内容不符的,原则上亦然,但在未受法律训练的缔约人受脚注误导的情况下,再结合有关因素判定应以合同条款为准。合同序言作为合同条款时自然为合同解释的对象,但作为"鉴于条款"时则大多不产生合同权利义务,此时仅为合同解释的辅助材料。合同的周围情事有的是解释的辅助,有的是解释对象本身。

法律解释:在对象与目标的张力中探寻规范含义

法律解释的基本任务在于通过对作为解释对象的法律文本意义的阐发为司法判决提供规范前提。由此,明确地区分法律解释对象与目标就成为启动解释过程的基点。对法律意义的解释性寻求不但受到法律的形式与实质规范性的制约,还根本地被法律推理思维路径所形塑。法律解释的实质就是按照"类型推理"的思维路径,在解释对象与目标的张力之间求得法律的规范含义。

刑法解释方法的界定——基于刑法解释对象的考察

刑法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但不能因此高估刑法解释学的地位和刑法解释的功能,更不能用刑法解释取代刑法立法和刑法适用。刑法解释的对象仅限于刑法条文中的文字、符合表达的有意义刑法概念。刑法解释方法的界定及其选择由刑法解释的对象所决定,具体包括平义解释、限制解释、扩张解释和补正解释。刑法条文对刑法概念的规定存在明文规定和无明文规定两种情形,对于明文规定的刑法概念应当采取平义解释、限制解释或扩张解释的方法;对于虽有明文规定但存在错误的情形,以及刑法无明文规定根据逻辑可以补正的情形,应采取补正解释。

“逻辑行动主义”视角下的量词解释理论

对象解释和代入解释是关于经典逻辑量词的两种不同解释理论,二者的取舍曾引起学界长期的争论,迄今仍莫衷一是而陷入困境。"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严格界划了语言域、思想域与对象域,并以行动论的视角阐释了它们的关联机理。以这一方法论为分析工具,可以清楚地显示以往困境的症结所在,并可通过对两种解释理论的一种共同预设的修订,提出一种新型的"外延-指称解释"。这种新的解释克服了对象解释与代入解释的缺陷,又保留了它们的优点。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确认条件的政策性解释》的通知

鲁卫发[2019]22号各市卫生健康委:现将《山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确认条件的政策性解释》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认真学习研究,全面准确掌握政策口径各级要切实加强对《山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确认条件的政策性解释》的学习研究,层层搞好业务培训,使各级工作人员学懂弄通政策解释内容,全面正确掌握政策解释口径变化,确保奖励扶助政策高质量贯彻执行。

法律解释(学)的基本问题

法律解释是法学研究的的永恒问题 ,但过去的研究仅揭示了法律解释的矛盾或片面地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本文作者认为事物本身原本就是以矛盾的形式存在的 ,反复进行克服矛盾的努力并不能促成矛盾的解决 ,矛盾依然存在。作者认为法律解释学者应当正视诸如规范与事实、一解与多解、独断与探究、主观与客观、解析与建构之间的矛盾 ,应该在不同的语境中摆正姿态。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者的姿态决定法律的命运。

解释学与法律解释

本文试从解释学视角，考察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通过这一考察，笔者试图证明，传统解释学与法律解释理论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法律解释的实质，在实践领域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司法过程中关于法律规则与法律事实的解释，都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前见”、“问答逻辑”等特征，判例与判例法中则包含着更为复杂的解释问题。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必须及时更新法律解释观，才能实现法律制度的有效率创新和法律活动的民主化、科学化。

保险合同条款解释中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与限制

保险行业形成和发展初期,当事人订立简单的保险合同,双方的缔约能力相差并不悬殊,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理解差别不大。然而,保险行业发展至今,保险合同日益专业化、格式化,逐利思想使保险人事先拟订保险合同条款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保险人经济实力的增长、专业知识的积累等方面的因素使其综合缔约能力远远超过投保人,在此情形下,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之中必然隐含相当程度的不公平性。有利解释规则就是针对保险交易中不公平性,在长期的保险活动中利益平衡的结果,通过作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的方式对保险交易中的处于弱势地位一方进行倾斜性保护。但是,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既是有利解释规则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该规则的适用。

论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解释——从宪法走向规范依据

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宪法规范及宪法价值因其抽象性与概括性无法作为规范依据直接使用,因此,审查机关如何运用宪法解释是界定和适用合宪性审查规范依据的核心。宪法解释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不仅表现为某种解释方法,更是必要的审查程序。在具体解释中针对不同对象所呈现出的不同解释倾向源于合宪性审查政治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张力,审查机关需要兼顾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解释策略,就“国体条款”、“政体条款”、“公民条款”及其对应的原则和精神作出谨慎且有限的解释。这既是对“自我审查悖论”的理论回应,也是实现宪法解释规范化的实践路径。

NS-2新功能模块的开发

网络仿真软件NS-2具有源代码公开、可扩展性强等特点,已广泛用于网络分析、研究和教学,是目前网络仿真最流行的软件之一。网络的迅速发展需要人们不断研究新的网络协议和算法以及通过仿真分析网络性能。NS-2由于其源代码开放的特点,允许用户根据实际需求添加新的协议模块并通过仿真分析协议性能,这一特性成倍加速了新协议开发过程。该文给出了在NS-2中添加新功能模块的模版———编译层实现;解释层实现;编译层与解释层的接口;对原有相关文件的修改;编译及测试。并以自组网路由协议为例,从这五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在NS-2软件中添加新模块的过程。

释义学视域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问题研究

安全乃国家之本。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是刑法在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的当下因应社会的必然之义。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基于传统国家安全视角而设置的刑法分则第1章“危害国家安全罪”,明显存在着规制范围限紧、规范涵涉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防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现实需求。为此,应当在兼顾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机能的前提下,强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释义学研究,坚持犯罪定型说的解释立场,适度扩展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内涵,在犯罪既遂认定时适当考虑刑事政策与民意等因素并坚持重法论原则,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竞合性犯罪行为进行有效惩处。

论罪责刑关系作为刑法解释对象

刑法解释对象虽可能依附于概念厘定,但却是一个独立的议题,现有的刑法解释对象理论大抵可归结为一元论、二元论。刑法规范或刑法规定等一元说混同了刑法渊源,且有语义重复和循环论证之嫌,与刑法解释目标相脱离,与方法论的解释立场不合。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所组成的二元论深受哲学诠释学的影响,但从刑法解释主体、刑法适用与刑法解释的差异、规范阐明和事实认定的不同和刑事诉讼认知规律看,案件事实认定作为独立的刑事司法活动,应不属于刑法解释的对象范围。而刑法学研究对象、从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刑法分则解释的原理、体系性的思考方法、目的与手段的合一性看,刑法解释对象宜为罪责刑关系,而刑法解释目标是罪责刑均衡。在规范刑法学看来,以刑法学体系为依托的刑法解释范式充满了体系性的自洽和公正价值的关切。

票据上意思表示解释对象的传统认识及其反思

传统票据行为一元构成论以票据行为无因性为前提,认为票据权利是依票据上所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从而其意思表示的内容也只能依票据上的记载而确定,票据上意思表示仅以票据记载文义为其解释对象。然而,基于票据行为相对的无因性,不能一概而论票据上意思表示的解释仅以票据上的文义记载为其对象,至少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原因关系上的情况亦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

《民法典》施行背景下合同解释对象之廓清

合同解释对象是合同解释指向的对象,在合同解释理论和实践中发挥基础作用。裁判对合同解释对象有限缩和扩张两种立场。以当事人为中心解释合同的立场让合同解释对象体现的内容超出合意范畴,其体现合同内容的能力也未得到充分考虑。关于合同解释对象的制度沿革和学说演进均呈现从以当事人为中心到以解释者为中心的趋势。以解释者为中心确定合同解释对象具备充分的必要性,有利于合同解释对象的准确识别,符合审判实践的发展趋势,体现合同解释对象的基本性质。应当以解释者为中心构建合同解释裁判规则。合同解释对象作为体现合意内容的客观事实需要具备3个条件:应为客观事实,应能体现合意内容,应能解释合意内容。

论宪法解释的对象

宪法解释对象是宪法解释的首要问题。宪法理论界至今存在宪法说、宪法条文说、宪法规范说、宪法文本说四种关于宪法解释的学说,都难免有模糊不清的缺点。笔者从宪法渊源的角度展开分析,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是否可以作为宪法解释对象,然后着眼于中国宪法文化的特点分析中国宪法解释对象的特殊性。通过区分宪法解释学和解释实践上的宪法解释对象,从而限定宪法解释对象理论的意义。

Building Extraction from LIDAR Based Semantic Analysis

Extraction of buildings from LIDAR data has been an active research field in recent years. A scheme for building det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LIDAR data is presented with an object-oriented method which is based on the buildings’ semantic rules. Two key steps are discussed: how to group the discrete LIDAR points into single objects and how to establish the buildings’ semantic rules. In the end, the buildings are reconstructed in 3D form and three common parametric building models (flat, gabled, hipped) are implemented.

关于我的经典研究方法及其导致的发现

本文介绍了作者的经典研究方法及其导致的发现 ,特别是对于传统的经典解释方法的反经验和反逻辑性质的发现。本文也阐述了作者的经典研究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对立

刑法合宪性解释界定的另条路径

刑法合宪性解释不同于传统法律解释论中的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也不属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范畴,而是刑法体系或者目的之外,根据宪法条文包含的刑法规范或者背后的宪法价值,分析整体法律系统或者目的,对刑法条文作出解释。在对刑法条文进行合宪性解释时,需要根据平衡原则,对公民自由权利与公共秩序利益进行考量,作出适当的选择,从而确定特定具体危害行为是否应当处罚。在不当罚的考量上,宜侧重社会对该行为的容忍程度;在当罚性的考量上,则侧重该行为的危害程度情况和多发可能性。从位阶上看,刑法合宪性解释并不属于传统法律解释论所界定的论理解释,而是处于具有统辖作用的更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