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与生存机理——一个组织制度的分析视角

寺坊组织是寺与坊的结合体,在社会风险日益剧增的今天,寺坊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文章以组织制度为视角,通过对寺—坊与寺坊组织的内涵进行解读,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即互动与共生。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寺坊组织在回族社区中的张力和限度,进一步阐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生存机理。

关系与权威的再生产：社会学视角下的回族寺坊组织成员的选举

文章通过挖掘影响回族寺坊组织选举的主要因素,以及寺坊组织成立后其成员关系与权威网络构造的途径与影响,探讨了寺坊社会结构对寺管会选举成立的影响,揭示了寺管会成员行动的意外性后果对寺坊社会结构的重构,以动态的研究视角剖析了回族寺坊组织的选举现象。

试论寺坊组织在回族乡村社会工作中的功能发挥

以回族乡村寺坊和寺坊组织为切入点,通过对转型期回族乡村社会对社会工作需求的分析,讨论回族寺坊组织在社会工作中的功能发挥。从回族寺坊组织成员的特征出发,重点分析回族寺坊组织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从而探讨民族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展开时,如何通过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的内部组织资源来进行社会工作。

回族寺坊组织运行及其影响

寺管会作为维系回族寺坊运转的核心组织,对其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功能。寺坊在获取多种运转所必须的各种物资、声誉和威望后,主要用于清真寺学员的吃、住、清真寺阿訇的工资、清真寺的杂项支出,以及与其它寺坊之间关系上的走动、一些宗教活动的举办等。在寺管会运行正常的时候,其财务状况良好,人员比较稳定。但在失调的时候,则正好相反,会造成阿訇的提前离任、清真寺运转困难、寺管会本身的解体、寺坊成员的宗教积极性受到打击等负面影响。

乡村混合门宦宗教社区中的寺坊结构及变迁——关于宁夏黑虎沟村的宗教民族志研究

派别意识和地理区隔是形成寺坊隶属结构的两大主因。在全球化、社会改革、教育普及、人口流动和媒体宣传等因素的影响下,西北农村伊斯兰教寺坊结构开始变化,人们的自主意识增强,教派观念淡化,村落行政权力下降,寺坊成为村民重要的交往和互动空间。乡村宗教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世俗化、教育式微、寺坊人口下降、活动和号召力减弱、阿訇供养隐忧等困境。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读书与念经的关系、寺坊人口的保持和稳定、新的宗教思潮的应对、宗教资源的分配、宗教社区的吸引力及其功能和角色等问题,将是未来农村伊斯兰教面临的较为紧迫的问题。

回族“寺坊”聚居形态变迁研究——以宁夏同心清真大寺为例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回族“围寺而居”的聚居形态及生活方式逐渐被打破，赖以维系回族凝聚力的“寺坊”消失了，凭借“寺坊”发展起来的回族建筑以及聚居空间也随之消失殆尽，回族建筑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以回族历史发展为线索，廓清了同心清真大寺及其教坊空间聚居形态的变迁轨迹，分析了现今同心县城的新的回族聚居特色，认识了其“环寺而居，依市而商”聚居形态特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回族寺坊斋月“开斋饭”的社会性意义

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回族寺坊斋月"开斋饭"这一民俗事象,不仅有利于回族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而且也是其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延续,从而使回族乡村社会传统文化整合得以实现。

多元文化环境中穆斯林寺坊研究——以青海同仁县为例

青海省同仁县是多民族共居、多元宗教共生之地。受现代化影响,该地教派、寺坊、宗教活动、管理模式等产生了一定变化,当地伊斯兰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多元文化环境中,跨越派别、遵守伊斯兰基本原则、传承穆斯林文化传统等因素,是当地穆斯林社区得以完整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妥协和宽容成为穆斯林内部及不同族群间和合共生的生存方式,也成为其维护族群边界的民间策略。

论寺坊在回族文化传衍中的保障作用

回族自形成至今，虽然它居住的地域非常分散，但就回族本身来说并没有被同化、被消灭，反而日趋兴旺，其中，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寺坊为回族的网络互动，为抵制伊斯兰教的异化，保持穆斯林固有的生活方式，维护伊斯兰教的传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长治回族寺坊结构形成与发展变迁

六百年来,长治回族寺坊结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三次变革,以人口增长为基础的清真北寺和清真南寺的建立标志着回族寺坊早期雏形的基本形成;在教派纷争影响下建立的清真中寺及四寺鼎立的格局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前后受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及人口自然增长影响多处回族聚居区的出现标志着长治回族寺坊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

“村转居”进程中回族寺坊的分化与整合——以宁夏W村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现代化的阶段,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格局不断分化,亟须整合和重建。本文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W村进行长期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该村回族寺坊的发展作了专门研究。以共同体的视角分析寺坊在"村转居"进程中面临的"共同体困境",探讨作为一种精神和生活共同体的寺坊如何在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重塑"共同体精神",认为民族地区在新型社区建设中应该注重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发掘并培养人们的社区共同体意识,重塑社区共同体精神,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和谐共栖的社区共同体。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回族寺坊变迁及其趋向--基于宁夏吴忠的调研

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然给民族社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以回族聚居区宁夏吴忠为例,寺坊作为当地回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基本社会组织,在全面建设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本文具体分析了寺坊在地理居住格局、民族经济、民族教育、婚姻家庭、组织管理等"实体性结构"的变迁,以及回族群体在"文化—观念结构"上的变迁,认为寺坊正经历着从同质一体向异质多元发展的趋向。

从“七寺十三坊”到回坊十二寺——西安回族寺坊结构变化研究之一

西安是穆斯林先民入居中国之后的世居之地,回族历史及社区可谓年代久远,史迹昭著。据考清代乾隆朝之前,西安城内已经出现"七寺十三坊"。而同治陕甘回民起义之前,仅西安近郊就有回坊64坊。经过历史变迁。

关系建构与社区互助——高村红糖在村落与寺坊间的流动

交换“物品”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活动。马林诺夫斯基曾以“库拉”交换为例,证明礼仪性的交换活动对于当地社会结构的重要性。阎云翔则以礼物流动的实践,勾勒出国家政治经济背景下民间社会的互惠原则与关系网络。这一事象背后隐藏着诸多的人类集体意识,具体化了人群关系复杂的建构模式。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新的交换物品也构织出新的经济文化生活空间。高村是一个典型的延续传统社会“熟人关系”的村落,因此将红糖打造成村落共有的地方特产是他们共同的责任。本文通过红糖的流动轨迹,分析高村村民尤其是回族群体在村落与寺坊间选择以自我为主体的“中心二分式”关系模式,即既需要“熟人杜会”的关系网络,这体现在红糖的生产过程中,是互惠促使村落内部相互“帮忙”;同时也要借助社区互助的寺坊联结,即在红糖的销售过程中,邻村寺坊可以提供巨大的销售市场。高村社会结构呈现出“二元不对立”的特征。可以说,村落是提供既有资源的基础,寺坊是能够在多个村落中获取更多销售资源的途径,而流动于其间的红糖及其所经历的文化过程亦是一种在两者间寻求和合共生的关系建构模式。

乡村回族“哲玛提”时空变迁研究——以宁南山区H村“分坊建寺”为例

笔者以宁夏南部山区H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在收集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H村哲玛提时空变迁做一简单概述,并对其原因做一思考。笔者认为哲玛提变迁作为时代的产物,对回族村落的新农村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基于深隐于回族哲玛提中的乌玛理念的维系,回族村落秩序在分坊建寺中也始终保留着一份永恒的和谐。

城市宗教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以乌鲁木齐市老坊寺为例

宗教建筑是历史上人类在社会活动当中会遗留给后人很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并给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以乌鲁木齐市老坊寺为例,从增强保护意识、明确保护范围、加强保护的宣传力度和动员我们的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探讨宗教建筑遗产的保护。

清真寺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穆斯林》自1981年复刊以来,陆续地介绍了国内外一些有名的大清真寺和古寺,也介绍了一些新建的清真寺,大量报道了国内在落实政策中修缮并开放清真寺的情况。这不仅使我们对各地的清真寺有了比较概括的了解。

东北三省城市清真寺的特点

1990年仲秋之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派出由沈遐熙会长和笔者组成的学习调查小组,赴东北地区黑龙江的哈尔滨、富锦、佳木斯,吉林省的长春、吉林,辽宁省的沈阳、鞍山、辽阳等九个市,访问了16座清真寺,并在所到清真寺和省市伊协、寺管会负责人,阿訇以及伊斯兰教界人士、穆斯林群众进行了交谈,重点了解了民主管寺、兴办自养企业、公益事业及当地穆斯林宗教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清真虎家寺

据四川省新都县民国县志载:“清真虎家寺在县东龙虎桥,建于清乾隆三年”,即公元1738年。又据传说:“虎家人乃陕西渭南九里沟虎姓人氏。清乾隆初年,有虎成林,虎松林兄弟俩,回族人,因带兵打‘长毛’。

临潭城关的清真寺

临潭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南部,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县分,现有回族20949人,主要聚居在城关镇、新城乡、古战乡、长川乡、卓洛乡等地。全县共有清真寺36座,其中规模较大、具有代表性的要算县城关镇的清真上寺、华大寺、西大寺、南大寺。临潭县古名洮州,是历代甘青川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往来“茶马互市”的商业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