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困境、成因与建构

随着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如何兼顾未成年人的惩罚与教育是解决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的必修课,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帮助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接受社会再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制度构建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上均存在缺陷,其成因主要来源于立法、实践、以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从扩大适用范围、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强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等方面入手。

规范解释与路径整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

对未成年人实行犯罪记录封存是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实现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举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封存主体标准不一、封存内容和范围过窄、查询主体不明确、查询制度执行不规范、缺少法律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等疑难问题。2022年出台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廓清了部分问题,但仍有很大完善空间。对此,应当统一规定封存决定主体、封存义务主体、封存内容及范围、相关概念的含义等内容,形成规范层面的共识。设置犯罪记录封存的特殊程序规范,建立监督程序和追责机制,实现封存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同时,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消解就业、资格考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存在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的限制。

轻罪立法背景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无差别的前科报告终身制使得罪犯在重返社会后依然被贴上“犯罪标签”,影响回归社会。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活动着力于增设“轻罪”的政策背景下,现有的前科报告容易导致犯罪标签泛化,有悖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及时构建轻罪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当前,应当界定犯罪记录封存范围、明确适用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明确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效力,建立以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为主体的二元启动程序,调适其与社区矫正执行中存在的矛盾,从而实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平衡。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多维思考——兼对《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解读和评价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和提升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仍存在以下不足:语言文字不规范,法条设计不严谨,查询规定有漏洞,责任细化有缺陷,具体实施有障碍。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做到:修改现行法,制定特别法;增加救济途径,补充责任承担;正确适用“双重保护原则”,建立犯罪记录“区分封存制度”;做好与前科消灭的衔接与过渡,实现犯罪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最大化。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实行封存制度,这是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美德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工作机构、实施程序、封存解除与消灭等方面进行考量,以解执法办案之困。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践考察与未来走向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在立法上确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如适用对象范围过窄、启动方式单一、与我国一些法规存在冲突等问题。为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利益,从适用范围、启动方式、与其他法规的适配性等方面提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修改建议。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应是中国现行制度的未来走向,需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对其过渡方式作出正确的选择。

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在于淡化犯罪标签并平衡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该制度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核心解读相关术语。目前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信息难以封锁、法律规定及有关制度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鉴于此,未来立法有必要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保密程序等外围制度为中心,理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监督与救济程序,构建弹性、递进式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措施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设,应该从保护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和记录封存安全的角度出发,切实做好日常的档案封存管理工作。在法务活动中,推行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国家机关对未成年群体的一种法律保护。本文分析了当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能对我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所启示。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为逻辑起点的展开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刑罚的功能目的、契合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有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缘于立法建构的粗陋及法律语言的模糊,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适用困惑。梳理"上海模式"、"彭州模式"和"乐陵模式",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时应从封存范围、封存主体、作出封存的时间、封存的方式、查询的主体与事由等方面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试点探索,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贯彻和坚持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影响,保持与国际条约的精神相协调,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具体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法律效力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我们期待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社会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与检察监督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增加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从检察机关近年来探索和试点的情况来看,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要重点解决启动程序、决定模式等方面的规范化问题,并应结合检察职能的发挥,进一步加强对该项制度执行的监督。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的影响。文章指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范围要扩大,适用主体需建立联动机制,适用程序应明确制定操作规程。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思考——以河南省实践为样本

为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落地实施,河南省检法两院分别颁布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关于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通知》,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条件、封存内容、封存程序等作出了一般性规定。但法检两院分别出台的法律文件仅针对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封存工作,并存在规范冲突,并不能满足实践的需求。该制度在实施中也存在种种问题,例如与相关行政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大量符合条件的犯罪记录未被封存;《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第2款但书使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大打折扣;相关社会部门缺乏协调与配合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所代表的先进少年司法理念以及发展趋势不容置疑,当务之急是对症找出对策,于细部品质进一步丰富该制度的内容,完善其具体工作机制。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问题

经过长期的试点探索,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显著意义。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保护力度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和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发展前景——从犯罪记录封存到前科消灭

新刑诉法设立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75条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新刑诉法规定的这一制度规定过于原则,存在保护不彻底、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结合域外相关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加以剖析,发现设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发展的前景,更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经过实践探索,已经得到法律确认。但这一制度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适用范围过窄,法条衔接不够,缺乏考验期,查询主体过广,封存程序过于原则,不同法律之间有冲突等。对封存制度的完善,在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修改有冲突的法律、联合出台文件外,对该制度的实施办法,应从提起程序、封存程序、法律后果、材料保管等方面进行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限缩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犯罪记录的过度封存使得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暴力性犯罪、部分主犯和再犯的犯罪记录也被封存起来,增加了社区的潜在风险。为解决"未成年犯罪人隐私保护"与"社区民众公共安全"的冲突,建议该制度的刑期限制条件由五年降为三年,对暴力性犯罪按不同年龄段、对主犯按不同种类、对再犯按主观罪过形式区别处理,并引入禁止令制度作为第二道防护网。

网络舆论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影响

2012年,中国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顺应了国际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发展趋势。然而,2013年的"李某某案"却反映出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仍存在诸多缺漏。相关部门为防止失实言论扩散而公开未成年人真实信息等行为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出现了碰撞。要落实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的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要平衡公众知情权与未成年人个人隐私权的利益节点,强化相关主体的责任约束;媒体应克制报道以尊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明确禁止披露未成年犯身份信息;完善与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相应的配套措施。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失灵与应对

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功效,其中既有立法层面也有司法实践层面的原因。应在立法层面明确查询主体和依据,增设考验期,落实责任,增设救济的路径,并在司法实践层面缓和社区矫正制度与犯罪记录封存的冲突,采取必要的信息保护措施。

试析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必要性

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新设的一项制度,是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之必要性建构在考量未成年犯罪案件特殊性及保护未成年罪犯隐私权基础上。其功能性价值在于保护未成年罪犯免遭社会非规范性评价并促进未成年犯罪者有效融入社会,预防其再犯,降低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