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封建主义:文化霸权的新向度

技术封建主义是西方学界最近提出的一种理论话语,它力图对当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表征的资本主义新状况进行阐释。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而对于其文化影响则未有阐述。在新技术条件下,技术封建主义题旨已然溢出单纯的经济疆域和政治边界,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语境中,技术封建主义的文化逻辑主要在知识垄断和大数据操控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通过窃取或掠夺而来的知识,文化霸权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下的信息推送,根据大他者的欲望而结构起来的主体欲望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放大。由此,文化霸权以一种全新的样态给主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规约。

从技术加速到云租金——如何思考当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

从2020年以来,以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塞德里克·杜朗、约迪·迪恩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取代了左翼加速主义的地位。资本主义正在消亡,被一个政治上相对退步的形态所取代——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在传统的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的三重性这一概念,认为除了资本的具体形态之外,资本的占有还代表一种合法的剥削权力,以及在云资本下对用户行为的矫正和引导的权力。但这些概念建立在瓦鲁法基斯等人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利润概念的误读基础上,其所提出的利润和市场的消亡为技术封建主义的发展铺就了道路,但这实际上并不代表建立在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相反,技术封建主义顶多是一种基于云平台的资本主义亚形态,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整体取代。

封建王朝时期西藏地区与内地各民族互动的历史考察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彩而独特的历史都是中国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在古代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西藏地区与内地各民族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密切程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加深。本文通过系统探究封建王朝时期西藏地区与内地各民族互动的历史,研究发现,西藏地区各民族与内地各民族间之所以团结融合,源自于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也源自于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然而,在封建王朝时期,没有哪一个王朝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团结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地区各民族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才真正形成了相互依存、交流融合、休戚与共的关系,各民族共同凝聚在中华民族旗帜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新旧之间——康有为的封建观

作为一个处于大变革时代新旧之间的历史人物,康有为的形象是复杂而多变的。与之相对应,他的封建观也呈现出处于新旧之间的特征,这种特征中不仅有从旧到新的过渡,还有由新而旧的回复,更有种种矛盾但却不乏深刻见解的展现。康有为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想要为他的封建观建构一幅统一而完整图画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相关论述并非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始终伴随着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国运的思考,念兹在兹的则是这些思考如何能够促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所以,康有为的封建观不仅处于新旧之间,还时常呈现斑驳甚至杂乱的面貌。

皇帝名位制度中的道德语言与封建皇权的辩证关系

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并不是绝对的,至少要受到道德语言的约束。传统儒家很早就积极利用道德语言来约束君王的权力,并将这种约束之意融进了皇帝名位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过程中。但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集中,封建皇帝逃离儒家道德语言约束的倾向性日益明显,具体表现为皇帝的尊号、称谓、谥号等名位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异化,道德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沦为加强和粉饰封建皇权的工具。然而,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和主体间性,道德语言不仅形塑了所有社会成员无法摆脱的社会语言环境,而且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本身就内含规范功能,因此,封建皇权越是依赖道德语言修饰自身,就越是在客观上深陷道德语言的规范之网。从实际效果来看,道德语言的规范功能具有正反双重效应,这体现了这种规范的复杂性和有限性。

对技术封建主义理性的批判

随着硅谷和华尔街的食利者大亨从用户和债务人那里榨取非生产性财富,人们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正在催生一个“新封建主义”时代的到来。本文反驳了这种观点,通过分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伦纳论战,从封建主义逻辑和哈贝马斯的“再封建化”概念入手,剖析了原始积累中剥削、征用、掠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与施加在资本家身上的系统性压力所导致的“创新式积累”不同,哈维的“剥夺式积累”已成为新时代积累的主导形式;文章认为现代金融被剥夺逻辑和寄生逻辑所取代,资本家通过对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包括数据持有的控制,成为完全寄生于大众创造力而无需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食利者;数据的兴起催生了庞大的数字经济,谷歌、脸书等数字巨头通过用户、数据和广告之间的关联掠夺了全球大量的剩余价值。文章对祖博夫的“监视资本主义”提出了质疑,认为它缺乏激进的政治议程,无法把握非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在未来的运作方式;文章同时批判了技术封建主义的分析框架将国家排除在外的做法,指出其忽略了美国在硅谷崛起为全球技术经济霸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西周外服封建体系整合论析

西周时代的众多外服邦国可以用三种二分法进行分类,而新建之国与古国之间存在着外服邦国中的主要矛盾。外服封建体系整合的主要步骤有三:首先,周人在王室主导下初步确立某一地区的统治秩序,消灭敌对古国,拉拢部分重要古国;其次,周王在当地分封以同姓国为主、异姓国为辅的新建之国,构建关系紧密的在地据点;最后,王室以新建之国为依托,强化对附近古国邦族的控制,实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封建统治。

唯物史观视域下佩里·安德森的封建社会形态理论研究

佩里·安德森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依托,提出一种“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诞生之前欧洲封建主义社会的起源、社会结构及其构成因素,揭示中世纪欧洲各国封建社会形态特点、成因及其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影响,形成其独特的封建社会形态理论,其中“绝对主义”是其理论的独创成果。安德森的学术观点,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而且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清华简《封许之命》论西周初期分封——兼议周公遮蔽下的成王封建

清华简《封许之命》带来的一系列新知:成王封许、始封君是吕丁、因功受封,纠正了许慎所言“甫侯所封”、杜预所指“武王封其苗裔”。杜预的武王说疑系误读《周本纪》武王封诸侯。《周本纪》为了展示周初的政治宏图,将武王、成王的分封揉合,一并归于武王。周初的分封,历武王、成王二代,在内外政治局势推动下而形成,并非断点式的一次或二次一蹴而就,有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可分为武王、周公摄政(成王前期)、成王亲政(成王后期)三个阶段。武王克商后,确曾褒封圣王后裔、封功臣谋士。成王前期,先封康,继而封齐鲁燕等重要封国,在立足西土的基础上,拓展对东土、北土的控制。成王后期,进一步加强对北土、东土的控制,并大力经略南土,分封唐、邢、黎、韩、凡、蒋、茅、胙、祭,以及曾、鄂、厉、许、楚、邘、应等国,并徙封鄂等国。藉由不断发现的出土文献,周初封建的丰富性,尤其是周公高大光辉形象遮蔽下的成王封建,得以呈现。“成王靖四方”,系成王历前后两期封建四土的结果。

知识视野的打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模式长期延续原因浅析

地理大发现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快速蔓延并最终推动其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跨越。但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皇权政治模式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延续了长达2100多年的时间。通过深入辨析中西方社会在各自发展演进过程中的显著差异,把握传统社会实现转型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并在此过程中开阔知识视野、提升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便是本文着重研究的问题。

谈“feudalism”与“封建社会”的文化空缺

独具特色的地理位置使中西方形成了各自独有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制度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导致了文化空缺。从古自今,中国的“封建”的含义处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西周时期的“封建”(分封制)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feudalism”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不能达到完全对等,西周之后,中国所谓的“封建”与之更是相去甚远。本文结合《“封建”考论》、英汉双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分析了“封建”与“feudalism”之间存在的文化空缺,指出各大词典中的翻译存在不妥之处,希望为后续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封建时代的亚洲国家

封建时代是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该历史时期中国经历了多个政权的更替。那么其他亚洲国家在封建时代是怎样的呢?《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中以《封建时代的亚洲国家》为单元,编排了《古代日本》《阿拉伯帝国》两课内容,将古代日本和阿拉伯帝国作为封建时代亚洲国家的代表进行讲述。为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对课本中知识的梳理,又要注重分析、解答相关习题,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增强解题技能。

后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封建主义的迷思消解——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审视

在科技突破性发展的后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封建主义是资本与技术联袂下所塑造出的悖反性社会形态。这一全新理论范式以市场退回封地,租金僭越利润,封建权力复归为存在特征铺展逻辑链路,以说明资本主义再封建化的事实状态。技术封建主义作为西方新起思潮具有很强烈的迷惑性,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消解技术封建主义所带来的迷思就显得至关重要。以批判的武器揭开数字封地面纱下资本建构的全新支配逻辑,填补技术封建主义者平台租金理论之剩余价值范畴的缺漏,澄明封建权力的复归不过是资本主义亚形态的遮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在场,技术封建主义只是披着封建外衣更为嗜血的资本主义形态。

封建制、封建主义质疑

几十年来，“封建”这个词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社会中常用，文章里常见，口头上常说——例如“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头脑”“封建道德”“封建残余”“封建势力”“封建习惯”“封建文化”“封建本位”“封建意识”“封建割据”“封建政治”“封建地主”“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封建家庭”“封建传统”“封建士大夫”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

《历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刊载的《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一文,原是拙稿《中西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短悬殊原因的探讨》的上篇。现在呈献于读者面前的,是该稿的下篇。上下两篇都是尝试着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探讨中西封建社会长短悬殊的原因的。

值得重新体味的清民之际的“封建”观

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参考日译新名“封建”,初步形成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用以表述中国、日本、欧洲的相关历史时段,较成功地实现了古今“封建”义的承袭与转换、中西义的对接与涵化。由于尚未能做深入的学术论证,清民之际学人的封建观无力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退隐而去,但其包蕴的合理精义,值得我们重温。

为什么封建主义影响这样深?

封建主义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之深,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它不仅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而且与中国奴隶社会的某些特点及其对封建制度的历史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封建主义的认识和批判。本文就此历史根源,试作如下分析。

中国封建农奴制度论纲

农奴制度是封建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封建社会史,应当首先考虑这一问题。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农奴制度,哪些朝代有农奴制度,史学界具有很大分歧。有的史学家认为西周存在着庄园农奴制度;也有的认为西周是奴隶制社会,魏晋到隋唐才具有庄园农奴制度。至于五代以后是否存在农奴制度,迄今尚未提出具体看法。 我们认为,战国末年进入封建社会,建立封建政权。但是,当时封建制度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两汉是封建化进展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才完成封建化,形成农奴制度。南北朝以后,农奴制度继续发展,直到清朝。下面试简要说明我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