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仲济对郭沫若感情变化过程探究

根据田仲济的言行、结合相关史料可以推断,田仲济对郭沫若的评价几经变化:中小学读书时,"钦佩"甚至"景仰"郭沫若;看到郭沫若的《蒋委员长会见记》之后,彻底改变了对郭沫若的印象,甚至"感到有说不出的‘耻辱’感";抗战时期,郭沫若领导"第三厅"积极抗战、1940年秋却遭遇改组,田仲济对郭沫若的感情由此发生了一定变化;"文革"前夕,郭沫若发表"烧书"说,田仲济对此非常不满;郭沫若去世后,田仲济不满"社会上对郭沫若的评价似乎比对鲁迅还高",当得知攻击鲁迅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作者杜荃是郭沫若时,田仲济更加不悦;20世纪90年代后,田仲济逐渐认识到自己对郭沫若的不满是由于不了解造成的,于是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田仲济对郭沫若的评价变化过程在部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

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出现了两大文化伟人——鲁迅与郭沫若。周恩来同志曾将鲁迅与郭沫若相比较,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他说:“鲁迅自称是‘革命的马前卒’,郭沫若便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邓小平同志也评价说;“他(指郭沫若——笔者注)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革命文学”论争与福本和夫

“革命文学”论争是二十年代后期,在中国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所展开的一场影响较大的争论;福本和夫是二十年代中期,在日本无产阶级内部,以革命运动为中心,同其他理论家、领导人进行斗争的一方。福本和夫没有论及过文学问题。

试论《高老夫子》的讽刺艺术

鲁迅先生作品中讽刺艺术的重大成就,早已脍炙人口众所公认了。但在研究、评论鲁迅作品讽刺艺术的成就时,以他的杂文为例的居多,而谈及小说中讽刺艺术的则比较少。当然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和他的杂文比较起来,数量是少一些,尤其是包含讽刺艺术的小说又更少一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探讨,如能深入地进行研究,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学习鲁迅先生作品中讽刺艺术的重大成就。本文试图对《高老夫子》这篇短篇小说的讽刺艺术作一些初步的探索,以求教于鲁迅作品研究的专家和广大读者。

郁达夫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

郁达夫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但在对他1927年大革命后的评价上,有的文章,观点与材料有明显的矛盾。请看1979年出版、北京语言学院主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郁达夫一条中的说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趋于消沉,由失望而走向退缩隐遁。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1929年与鲁迅、宋庆龄等人发起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应为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引者)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呐喊》、《彷徨》就是鲁迅的呐喊与彷徨

鲁迅生前,如果有人替他开一个“内销”“帽子”展览会的话,那是大有可观的:“世故老人”、“有闲阶级”、“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买办意识”、“调和论”,等等。这是“活在人间”的“一个常人”所交的“华盖运”。和尚交“华盖运”能成仙为佛。鲁迅小时拜的第一个师父是和尚,凭他这“小和尚”的身世、资历。

鲁迅与郁达夫

鲁迅与郁达夫是浙江两位著名作家,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尤其是郁达夫,他在鲁迅的影响和帮助下,振作精神,努力为国奔波,更值得我们后辈深思。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的三条经验

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中,我坚持三点。第一,必须坚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门理论。举个例子,中国共产党绝不是陈独秀来做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两个舆论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标志着清朝灭亡。之后5年间,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封建余孽和封建思想阴魂不散。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原来是信奉罗素的,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西方的"科学""民主"的口号弄来了--他面对的是封建社会,因此他的口号是准确的,所以当时是一呼百应,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带着全部的资料,到五峰山上去了,在那儿写成了中国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出解救中国的思想要从"民主""科学"转到这儿来。

关于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最近,笔者读到一篇题为《普及鲁迅著作提高鲁迅研究水平》的文章,觉得里面涉及的许多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问题,包括把鲁迅既强调文艺的审美性又“赞同”文艺“也可以”“用于革命,使为工具的一种”的主张简单化为赞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等问题,都还有待讨论,因此,特借编《鲁迅文论选》的机会草成此文,以向大家求教。

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评述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两面光辉的旗帜。然而,鲁迅与郭沫若生前也曾打过一点笔墨官司。不少人对此有些不同的议论,或褒或贬,或誉或毁,众说不一,以至影响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笔者就这个问题进行评述,以乞于方家。

一本有益于鲁郭比较研究的好书

有人说:懂得鲁迅就懂得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半。这话也不无道理。我却要断言:谁如果要想真正懂得中国现代文化史,特别是文学史,就必须懂得鲁迅、郭沫若。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学的向导,浪漫主义的巨匠。鲁迅、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人比之为李白与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也谈《且介亭杂文》之“且”字的读音

《语文月刊》去年11期发表了秦国同志的《<且介亭杂文〉的“且”字读音辨正》。随后,《语文教学与研究》、《语文报》等还摘介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面看去,秦氏所说,貌似有理。深入探究,大有商榷之处。 秦文说:“把这个‘且’字读作‘租界’的‘租’,方合书名原意。”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把这个“且”字读作租界的“租”,完全违背书名原意。理由如下:

切莫“友化凑合”

目前看到一份材料,检举某企业中标经营者在优化劳动组合中,任人唯亲,唯友是举,将自己无技术、文化低的七亲八友都“组合”到安逸、“重要”岗位。结果,使企业其他多数职工感到极大的不公平,职工“气不顺”,直接导致了全厂经济效益的下降。材料还形象地把这种企业不正之风称为“友化安排凑合。”看罢检举信,笔者油然想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古训。时下,这一封建余孽渗入招标企业不乏其例,一些企业经营者置党和国家政策法律于不顾,借优化劳动组合之名,_行“友化”、“凑合”之实,拉帮营私,中饱私囊,也美其名曰“利益均沾”。还有些企业本来组合方案很好,可实际执行时,亲戚找上门、“哥儿们”喝一盅、上司“

阳翰笙答问录(一)

一九八六年六月中旬,我受学校派遣赴京拜谒翰老。承翰老三次亲切接见,并回答了所提的十多个问题。兹就当时谈话的录音予以整理发表,未经翰老审阅.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以鲁迅晚年写作的若干主题为例

一、鲁迅对革命的思考身处革命年代,鲁迅常常身不由己地陷入到“革命”话题的纷争之中。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被创造社和太阳社斥为“封建余孽”等令鲁迅出离愤怒。1927年,鲁迅南下广州。1月25日,在中山大学为其举行的欢迎会上,副校长朱家骅称其为“革命家”“战士”,这让鲁迅更加不安。

鲁迅笔名知多少

鲁迅是众所周知的革命家、大文豪周树人的笔名,其实周树人的笔名并非只是一个鲁迅,还有很多人们不常见的。在旧中国,他运用手中锋利的笔,写出投枪匕首般的小说、杂文,狠狠地揭露、抨击当时的黑暗社会,“论时事不留面子,砭固弊常取类型”,因此,他写的文章经常遭到反动政府查封,得不到发表,为有利于和敌人进行斗争,所以投稿时,不得不经常更换笔名。

谈谈鲁迅的“骂人”艺术

鲁迅是伟大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倘没有鲁迅,本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尤其是文学史,不说黯然失色,也肯定要减色几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的＂骂人＂现象呢？一、鲁迅＂骂人＂的＂实骂＂和＂虚骂＂关于鲁迅的＂骂人＂,从一定意义上理解,可以分为＂实骂＂和＂虚骂＂两类。所谓＂实骂＂,意即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比如,鲁迅与高长虹冲突中关于＂太阳、

对比鲜明,表现有力——读《一件小事》

对比是刻划人物形象的一种常用的有效的艺术手法。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都十分重视运用这种方法表现人物性格。莎士比亚的辈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与卑下,可怕与可笑,英雄与丑角的奇妙的混合。鲁迅先生也异常重视这种艺术手法,他总结运用这种方法的经验时这样写道:“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

第一曲凯歌——从北京大学十年来的变化看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

提起北京大学,人们就会联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联想到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工作过的红楼,联想到解放前在民主广场上集会向反动派怒吼的人群。但同时也会联想到辜鸿铭、刘师培和胡适等等封建余孽、洋奴买办的丑恶嘴脸。北京大学从1898年成立以来的几十年,就是在进步与反动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中走过来的。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服从真理,明辨是非

鲁迅对于敌人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对待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种论争他也从来不采取随和的态度。“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是他认为作一个革命文人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在《再论“文人相轻”》一文里说:“文人不应该随和,”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