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揭秘

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 ,揆诸实际 ,皆是不实之辞。这是许敬宗借修史之便 ,对封德彝挟私报复所致。许敬宗能售其奸 ,是借了唐太宗的东风。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兄屠弟 ,逼父让权 ,才夺宗称帝。他想留下好名声 ,就定调子修改当代史 ,由许敬宗具体操作。许敬宗对已有稿本凭爱憎曲事修改 ,乘机对已故的封德彝造谣中伤 ,特别以所谓反对太宗当政来激怒太宗 ,最终将封德彝打倒搞臭。因此 ,廓清迷雾 ,弄清史实 。

封德彝其人其事

封德彝是隋末唐初的一位大臣，他为唐王朝作出过贡献，对贞观盛世的开创有一定的作用，但后人大多负面评价他．对他首鼠两端的行为极为贬低。本文从史书记载中封德彝的生前事迹和后人对他的评价两个方面入手，不满足于既有的评价．试图发现一个尽量真实的封德彝。

唐太宗与封德彝论举贤与行政

上令封德彝举贤①，久无所举。上诘之②，对日：“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

唐太宗人才思想述论

唐太宗李世民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博大胸怀和气魄，卓越的识见和胆略，选拔并破格录用各类人才，为开创封建盛世的“贞观之治”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评论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则劝奖人才以详治理。”①高度评价了唐太宗“劝奖”人...

51个岗位,51个奖——唐太宗“用人之道”的启示

八年级古文阅读材料中．有这样一篇短文：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日：“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同罪同罚

玄武门兵变后,李世民登上皇位,是为唐太宗。即位之初,掌管天下刑狱的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少卿一职暂缺。唐太宗认为＂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经过认真考虑,最终任命戴胄担任此职。戴冑系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为人正直而有才干,年轻的时候认真研读过律法,为官以来,也一直能公正执法,所以唐太宗才决定任命戴胄为大理寺少卿。

唐太宗朝宰相考述

宰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即便历朝相权的大小不尽相同)。他们之贤愚忠佞,政治举措,对于国家社会之治乱,民族之兴衰,关系极大。所以,古今史家对于历代的贤辅奸相,多有研究,屡加褒贬。这是理所当然的。中国自秦汉以后,即已逐渐形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主要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立国,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封建大帝国。在这样的国家里,门阀、门户、地域观念十分严重。所以各朝宰相家世之差异,地域的不同,对封建王朝的安危,吏治之清浊,也不无影响。因此,素被称为“

谈谈《隋书·经籍志》的作者问题

《隋书·经籍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显著地位,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作者是谁?至今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隋史》,于贞观十年(636年)完成帝纪五、列传五十,这时还没有志的部分。根据各种目录上所题及史书列传、附传所载,参加这一时期修撰工作的有令狐德棻、封德彝、颜师古、魏征、房玄龄、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李延寿、敬播。其中魏征、房玄龄“总监”,令狐德棻“总知类会”,最后由房玄龄、魏征呈上。由于这一部分已占了整个《隋书》八十五卷中的五十卷。

《隋书》曲笔论

唐初官修前代正史,以撰写胜国兴亡事迹的《隋书》最受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屡屡亲自过问,还为之组织了最为强大的史官班底。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任总监,秘书监魏征直接领修,名史家颜师古、封德彝、孔颖达、许敬宗、令狐德棻先后参修。李世民是古代最开明的君主之一,魏征则以直谏名垂史册。李、魏君臣一再标榜史官必须“直笔其事”,“善恶必书,无所忌惮”。在这种背景下,《隋书》理应如清代学者周中孚、赵翼等人赞扬的那样,“据事直书”、“毫无忌讳”。但是,在认真考察了《隋书》

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选用人才,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是任何一个阶级的最高统治者所关注的头等大事,区别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用人才。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标准也各异。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唐太宗是我国古代比较善于用人的封建帝王。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①又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②“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③这种慎重的态度,说明唐太宗懂得用人是有关政权巩固与否的大问题。

论唐初宰相封伦

论唐初宰相封伦贺润坤一翻开史书，唐初宰相封伦并非一个光彩人物。封他字德彝，出身于北朝贵族，隋开皇末年，随杨素平定江南，被署为行军记室，后“素将营仁寿宫，引（封伦）为土木监。”仁寿宫修成后，文帝责其制度奢侈，杨素恐惧，封伦为之揣摸文帝之意甚验，为杨素叹...

李世民和唐初的文化发展

唐朝的封建文化,辉煌灿烂,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唐朝统治的二百九十年当中,自建立(618年)至玄宗天宝(741年)以前的一百二十二年时期内,社会的安定、恢复、发展等,是整个唐代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作为身兼创业与守成双重身份的帝王李世民(598——649年),在其中更居特殊的地位。李世民不仅在武功方面“鸿勋茂业,粲然可观”,被封建史家谕为天纵神武,雄才大略,“武胜于古”

《贞观政要》时间讹误考订十题

《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关于治国思想言论的汇编,书中的记载涉及唐太宗治国的各个方面。历史典籍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错误。根据相关的史料,对《贞观政要》中关于唐太宗与封德彝论选贤的时间、魏征谏阻太宗失信于民的时间、赐李纲步舆的时间等十处讹误进行考订。

李世民的领导艺术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李唐帝国的主要创立者和大唐盛世的奠基者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不多见的英明君主,受到后世的景仰。李世民出身关陇地区的勋贵之家,自幼在家族中得到优于常人的教育,能文能武,视野广阔,礼贤下士,善于纳谏,称帝后政绩斐然。在礼教森严、帝制统治的封建社会,＂家天下＂的主人———统治者的个人能力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作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李世民有其独到的领导艺术。

用才贵求适当

唐太宗针对封德彝举贤才中，“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的观点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也谈唐太宗“用人如器”

《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上（唐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唐太宗“用人如器”的观点，在其晚年所著的《帝范》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朗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真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各有所施。

论唐太宗的人才观

唐初人才盛极一时,王夫之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高度评价了贞观时期人才济济的盛况。究其原因,唐太宗卓越的人才观是个重大的推进因素。归结起来,兼明善恶、捨短取长,广开才路、善于驱驾;才行俱兼,任贤致治,大体上是唐太宗人才观的集中表现?探讨唐太宗的人才观,吸取其成功的用人经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历史启示。兼明善恶舍短取长人才能否得以施展才能,关键在于选用者的识拔能力,世称唐太宗明于知人、善于用人,征诸史实,殆非虚语。贞观晚年,他总结了自己的用人经验,深刻地指出:“用人主道,尤为未易。已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志,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长,然后为美。”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李渊用人小议

检验政治面貌的良莠,用人是一个重要的准则,有的学者认为,“用佞人,忌功臣”是李渊“治国的方针”(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115页),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武德年间,唐高祖李渊所用的宰相有:李世民、裴寂、萧踽、刘文静、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窦威、窦抗等。李世民雄才大略,无需饶舌。萧踽“孜孜自勉,绳违举过,人皆惮之”,获得了“骨鲠亮直,儒术清明。执政隋朝,忠而获罪;委质高祖,知无不为”(《旧唐书·萧瑀传·史臣曰》)的盛誉。陈叔达“颇有才学”,武德初,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出于他之手,还留心推荐“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旧唐书·陈叔达传》)。杨恭仁在隋炀帝时就甚得人心,武德时高祖常常委以御边重任,他“素习边事。

魏征与唐初政治

“备经丧乱”的政治家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河上,由“大乱”到“大治”的历史时期是很值得研究的。唐初“贞观之治”就是一个典型。大凡论“贞观之治”的,无不赞扬唐太宗的历史功绩。这无疑是应该的。然而,还要讲一讲魏征那样杰出的辅弼重臣,因为他们的卓著政绩是交相辉映的。魏征,字玄成,周静帝大象二年庚子,生于襄国郡钜鹿县,①卒于贞观十七年正月。据说,家境孤贫,通晓书术,三十五六岁前是默默无闻的。而魏征的后半生,则经历了隋末“丧乱”和唐初“大治”两个阶段。“隋乱,诡为道士”。②澎湃汹涌的农民起义怒涛,把这位属意纵横之士卷了进去。正如魏征在《述怀》诗中所说:“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③他曾两次投身于农民军的行伍:先是在李密的瓦岗军里,呆了近一年,十次向李密献计,表明了他的“奇谋深策”。后又在窦建德的起义军里被拜起居舍人,度过了近一年半的光阴。他还两次归于李唐王朝,充当李建成的幕僚,出谋划策,达五年之久;迟至“玄武门事变”后,才与唐太宗结交。这样曲折而复杂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