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疆封授的内在规范与目的指向

唐代边疆封授是政治制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向,然而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关注。唐代边疆的“品阶勋爵”与中央官制大部分类似,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边疆封授在等级、担责、迁转等方面的规定体现出严明的政治秩序,有着鲜明的内在规范,并非传统上认为的随性而为,体现出了中央与边疆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不断融合。唐朝对边疆的经营,体现了历代王朝逐渐形成的“天下”体系的整体构想。由皇权政治吸引边疆地区拱卫中央,最终目的不是军事占领,而是为了构建皇权文化主导的“天下”。边疆与内地的动态融合,构成了唐朝“天下”的基本形态,而中央与边疆的互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内生动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和合发展。

官品与功劳:北魏开国爵的封授标准

太和十六年,北魏国家开始实行开国爵。开国爵是可以封授食邑的实封爵。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是有条件的。受封开国爵者必须是国家官员,并且,还要为国家立有功劳。受封的国家官员的职官品级不能低于六品;受封的国家官员所立功劳则分为军功和事功。而且,国家官员受封开国爵的品级与所任职官的品级并不需要取得一致。这些规定对全部受爵者都是适用的。因为北魏国家将实行的官本位体制与开国爵的封授结合在一起,所以就促使受封开国爵者能够在维护皇帝的统治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论北魏孝文帝爵制改革后散爵封授范围限定问题

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孝文帝实行爵制改革,开始推行实封爵与虚封爵并行之制。爵制改革后所实行的虚封爵,亦称"散爵"。由于北魏国家将散爵的封授与官本位体制、世族制结合在一起,因此,封授散爵也自然要有限定的范围,其范围的限定是以所任职官的品级与建树的功劳为标准的。这两种标准的结合才能保证实现散爵的封授。由于北魏限定散爵的封授范围,才使散爵的封授在维护国家政治统治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东魏北齐王爵的封授及元氏诸王的“准例降爵”

东魏北齐时期,王爵为最高等级的实封爵。当时国家为了保证王爵封授的实现,实行了直接封授、进封和追封的方式。这些方式的实行,不仅使原来无爵者和有爵者都能受封王爵,并且,还能够明确体现这些受封王爵者具有的政治特权。东魏北齐国家,还将王爵的封授区分为本封和别封,并且使一些受封王爵者在本封之外,获得别封。当时国家对受封王爵者,实行别封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加重他们的特殊地位。北齐建国后,对原来东魏的元氏诸王实行了"准例降爵"的措施。这种降爵措施,不仅要降低元氏诸王的爵位等级,而且还要改变他们的原封地。这种封地的改变,实际包含歧视降爵后的元氏诸王的意义。

藩国与羁縻地方政权:唐高祖东北边疆封授政策研究

唐王朝的边疆封授政策是一项柔性的政治、文化措施,唐高祖通过其施行初步区分了东北边疆地区的藩国和羁縻地方政权。前一层次包括高句丽、新罗与百济三国,后一层次涉及靺鞨、契丹等民族或政权,唐王朝对这两个层次的首领进行了不同性质的封授,虽然封授政策本身尚不完善,但得到了顺利实施,使东北边疆秩序初步建立起来。

北魏前期五等爵封授范围限定问题的考察

北魏前期,国家实行五等爵制。虽然这种五等爵为虚封爵,但是可以作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北魏国家对受爵者的范围有明确的限定。这种封授爵位范围的限定,是要表明皇子、皇弟和皇叔所具有的特权地位;也要使爵位封授为国家官本位体制和考核制度服务,进而体现出受封爵者是地位特殊的上层官僚,他们与无爵者在地位上有明显的差别。

札剌亦儿部显贵“国王”爵位封授与承袭

札剌亦儿部木华黎是最早受封国王位号的功臣。1217年木华黎受封国王讫元终,子孙承袭,世世无绝。但嗣封者往往受蒙、汉礼制的双重影响以及对蒙廷的亲疏等因素的作用。国王最初代朝廷全权经营中原。随着大汗亲历戎行及蒙古重心的南移,尤其中原统治机构的构建,国王的军权、政权渐渐被削弱,日渐偏远。其职责也转为充当畿辅藩屏或充任朝廷"藩大臣"。元中后期,由于驸马及部分著有拥戴之功的异姓功臣频繁封王拜爵而势力日涨,国王在异姓功臣中的地位也日渐暗淡了。

辽代郡王封授初探

郡王封爵是辽代爵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各种史料统计,整个辽代共有66人75次获封郡王。辽代的郡王封授,在时间上可分作前、中、后三期来观察;封授对象则主要为皇室近亲、皇族疏室、后族、普通契丹人及异族功臣;以家世出身和个人功绩为封授标准。辽代共出现了24个郡王封号,封号选用有一定的原则,各封号之间存在等第关系。

武则天时期唐朝的封授失误与边疆危机

武则天时期唐朝的边疆封授政策虽然有着积极主动的一面,但总体上显得被动和滞后,甚至存在率性而为的情形,致使边疆危机四起。武则天对后突厥首领大大提高封授级别,然而这种优宠取得了相反的效果,导致后突厥轻视唐朝,数次反叛。在契丹首领李尽忠反叛之时,武则天册封粟末靺鞨未成,导致震国即后来强大的渤海政权的建立;以封授西突厥来经营西域而未达到效果,致使吐蕃势力在西域继续壮大及突骑施的崛起。结合彼时局势可知,这些失误与武则天边疆谋略缺乏、极力维护自身皇权、专注于内政而忽略边疆的做法有关。

近七十年来国内外唐代边疆封授政策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政策之一,封授政策历来备受关注。目前中国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较为深入,特别是对于唐朝羁縻府州、官制、民族关系、内政外交等方面与封授政策相关的研究把握较全面,呈现出多种观点;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学者在介绍日本、美国的成果方面迅速跟进,突破了中原模式视角;日本的研究较为前沿,对册封地位的界定较高,将其拔高到体制层面;欧美的研究由于立足点多在本国,观点上与中国学者差别较大。

从大保氏的建立探析西周早期采邑封授

召公奭是周初辅弼文、武、成、康的四朝重臣,早在文王世就已受采于关中,畿内召氏亦代为王官,世享禄邑。除此大宗外,召公亦因军功被成王赐地于东土,山东梁山曾集中出土一批大保诸器并非偶然。由梁山诸器及近见大保都鼎、者儿戈等器可知,召公奭受赐之榆土,地望或位于鲁西一带,日后应为伯宪所承袭,以召公职官大保为氏,构成召氏本家之外胙土命氏的另一重要支系。此分支当建立于康王世,可视为周初东征的产物。从受封时代、封邑来历和地望考量,大保氏并非畿内召氏的另一别名,其封邑虽设置在畿外,但从其职责和作为来看,身份性质或仍属中央王官。大保氏在畿外的受封,可以为镇抚东土局势,融聚当地族群贡献力量,似也体现采邑屏藩周室的作用。

明朝土鲁番朝贡使臣职官封授考述

明朝对土鲁番的朝贡有着比较规范的管理，主要集中在贡使的职官封授和归化人的给赐两个方面，其中对职官等级以及封授政策有着相对明确的规定，对于归化人的给赐也按职官等级进行了安排。本文通过文献整理与材料分析，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述，以有助于增强对明代土鲁番的认识。

唐代蕃将安禄山所涉封授诸事考

在唐朝建立及发展过程中,蕃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受到了唐朝的册封或得以授官,安禄山就是典型代表。从'捉生将'到'员外左骑卫将军',安禄山完成了士兵到将军的转变;开元末至天宝初,更是一路急升,历任都督、刺史、经略使、节度使,对平卢、范阳地区的掌控壮大了他的军事实力。此外,安禄山还曾被授为大将军、御史大夫等,也是唐史上首位由节度使封王的人。以上封授事件是唐朝蕃将制度官爵制度的体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北魏后期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试探

北魏后期,国家实行孝文帝爵位改革后的王爵封授制度,依据世系继续将同姓诸王分为亲王、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国家还对不能够继承王爵的诸王支子也开始封授王爵,因此,同姓王的封授范围开始扩大。诸王的封地也由虚封改为实封,实行"以郡为国"的制度。不过,诸王在封国中,只能领有食邑和拥有亲恤,国家不允许他们"之国",也严禁他们在封国所在州担任刺史,所以,诸王很难干预封国的行政事务。由于北魏国家在食邑封授上,实行"亲疏世减之法",这样,也就使亲王、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以及国家新封授的支子王的食邑有了明确的标准。北魏末年,国家封授异姓王,并使他们领有食邑。但对异姓王的封授是在尔朱荣、高欢军事集团控制朝政下实行的,所以,当时国家对异姓王的封授只是这些军事集团意志的体现。

北魏前期封授诸王爵位加拜将军号制度试探

北魏孝文帝实行爵位改革前,国家授予爵位时,同时为受爵者加拜将军号,对于最高等级的王爵的封授也是如此。这一制度在明元帝时开始完善。当时,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为受封王爵的诸王加拜将军号。由于诸王爵位的封授与加拜将军号是在爵位与职官两个品级系统中进行,所以国家在为诸王加拜将军号时,基本做到诸王爵位与将军号的品级的一致。可是,因为王爵有大郡王与次郡王等次的差别,因而,为等次不同的诸王所加将军号的品级也不相同。实际正是要通过诸王的将军号的品级差别,表现出诸王的等次不同。

北魏孝文帝改革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考

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实行爵位改革。其中重要的内容便是确定新的诸王爵位封授制度。孝文帝规定道武帝直系子孙才可以拥有王爵,对宗室王、异姓王采取降爵措施,并且,实行虚封爵与开国爵等级一体化以及爵品与官品合一的措施,在制度上确立了王爵为最高等级的爵位。为确定封授诸王食邑的标准,制定了亲疏世减法。在诸王的封地设置内史和王官进行管理,因而,形成郡、国并存的局面。由于诸王爵位封授制度的制定,使诸王成为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特权的阶层。

论北魏开国爵封地的封授及改封

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注意对受爵者的封地的封授。开国爵的封地,对北魏国家来说,实际是一种封国,所以,国家专门设相进行治理。由于北魏国家所设郡、县有上、中、下之分,所以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封地的大小,一般与爵位等级具有关系。北魏国家对有籍贯的汉族与鲜卑族官员的开国爵封地实行籍贯回避的做法。对外任州刺史与郡太守者,则实行任职回避的措施。北魏国家可以对开国爵的封地进行改封。改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封地的大小,适应开国爵等级变化的需要。北魏国家实行的一些政策也能够使开国爵的封地改封。

唐朝封授新罗王金春秋、金法敏父子考

金春秋及其长子金法敏分别是新罗第二十九代和三十代王,得到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多次册封与授官。其中授予金春秋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授予法敏勋官"上柱国"及对法敏削官罢爵等事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见证了唐与新罗之间的关系由结盟到分裂再到友好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考察,既可以提供观察当时东北亚政治关系和局势的一个独特视角,又可从中管窥唐朝的治边策略和意图。从封授情状来看,唐朝在文化制度软实力上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十分深远。

北魏前期诸王虚封地封授考

北魏前期,诸王的封地为一种虚封。北魏国家对诸王的虚封地实行"以郡为国"。诸王的虚封郡可以是北魏实际设置的郡,也可以是统治区以外的郡以及西晋曾经设置的郡。北魏国家对诸王的虚封郡设太守进行治理。在封授诸王虚封地时,北魏国家有限制规定,诸王的虚封地不可以在京畿内,也不可以将诸王的出镇地作为虚封地,并且,对汉人诸王的虚封地实行籍贯回避。

关于东魏北齐王爵封授的影响因素问题

东魏北齐时期,王爵是最高等级的爵位。因此,东魏北齐国家很重视王爵的封授。然而,由于东魏北齐国家封授王爵对象的不同,因而,影响王爵封授的因素也不同。皇帝的亲属受封王爵,主要受血亲和姻亲关系的影响。任职官员受封王爵,则受所任职官的品级与建树的功劳的影响。北齐后期,由于政治的腐败,使一些恩幸官员也能够受封王爵。这些恩幸官员受封王爵,正是北齐腐败政治影响的结果。由于这些不同影响因素的存在,就使王爵封授实现的途径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