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

洪武初年定五等爵制,皆须军功,有大功方可封公、侯。武官因袭替制度的存在,故最低封侯,以下世袭指挥使。永乐以后伯爵规格提高,武官有功则封伯。而明初文官在严酷的政治气氛下难获封爵,故子、男长期虚置,逐渐废革。此外,《大明律》文官封公侯条件极高,故此后文官有大功亦止于伯爵。宣德以后,臣僚封爵即落去职事官衔,爵位与职事官衔并立的局面终结,勋臣只出任差委。明代封爵待遇较唐宋优厚,但"祖宗之制"与明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矛盾,文官地位崛起而不许封,武官地位日渐低下而难获封,使爵位在百余年中仅为承荫袭爵者把持。

西晋初封爵制度的演变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为帝,成功实现了魏晋皇权的更替。为了奖励禅代功臣,巩固统治,晋武帝即位后就对咸熙元年创立的五等爵制进行改革。从咸熙元年到泰始元年五等爵制的变化,充分说明了封爵制就是统治者手中掌握的、为统治服务的一大法宝这一特性,同时也反映了司马氏从篡夺政权到巩固政权的政治使命的转变。

清代封爵制度形成问题试探

清代的爵位封赠作为一代制度始创于天命年间,由于清初爵位封授、晋升与清代开基立业相攸关,因而在清初较长时间内存在着武职、封爵混一局面。爵位的阶升制与武官的晋升法则颇有不谋而合之处。封爵的袭次变化暗示出爵主的身份地位和军功的大小。

蜀汉封爵制度考论

学术界对于蜀汉的爵制关注较少,本文以封侯为中心,对蜀汉封爵制度展开全面的讨论。笔者认为,蜀汉王爵人数较少,王爵分封均为虚封,受"科禁诸王"等政策的影响,诸王受到了严格限制;蜀汉县侯人数应为九人;蜀汉的侯爵分封应多是实授;关内侯的授予与列侯分封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清朝宗室封爵制度初探

清朝以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一脉为宗室,这些人是皇帝的亲支近派。对于他们,除规定可以系金黄色腰带以示尊崇外,还封赐给他们以不同等级的爵位,给予很高的地位,目的即是在于团结亲族,维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封建宗法统治。 清朝宗室封爵制度,从太祖努尔哈赤时开始出现,经历了较长的时间,终于得以逐步完善化、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办法.本文拟就个人搜罗所及,对此进行介绍,并向专家和学者们请教。

西夏封爵制度

西夏作为由党项建立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其封爵制度既承袭中原传统职官制度，又在具体规定和实际运作中呈现出独特一面。“爵”作为一种具有超常稳定性的古老位阶，是一种特殊的身份、等级标志。商代出现“爵”的萌芽，西周时期正式形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级。爵位可在家族内部进行世袭传承，体现了一种贵族身份与特权等级。

清朝对蒙古的封爵及供俸制度研究

清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贵族,征服蒙古各部,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其中包括一整套封爵制度。封爵制度的实施,对统治蒙古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此虽有不少研究,但从政治关系上探讨的多,而从经济关系上进行探讨的却不多见。本文主要探讨清朝对蒙古实施封爵制度的经济支持策略。

金代金源郡王封爵研究

“金源”作为女真人的发祥之地,对女真民族具有重要意义。以“金源”作为郡号封爵,是金朝统治者仿效中原王朝将封爵与郡望相结合的制度。《金史·百官志》载金代“封王之郡号十”,其中金源郡王处于郡王封爵体系中的最高等级。金朝通过封、降封、追封、改封、进封等不同方式封授金源郡王。金代金源郡王封爵主要集中于海陵正隆二年和世宗朝,其封授方式、封授时间以及封授群体范围的变化,始终与金代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强化皇权的需要相统一,体现了金朝政局及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蜀汉封爵的授予与继承

蜀汉封爵在授予方面沿袭汉制较多。皇帝掌握最高封爵权,大鸿胪、宗正、光禄勋等负责具体封爵事务,封授仪式遵从特定程序。蜀汉袭爵者并未真正担负起护国重任,相反其中部分人在存亡之际与益州集团士人一起背叛政权。蜀汉亡国后封爵者多数被剥夺爵位。蜀汉封爵政策的某些失误应引起我们充分思考。

我国历史上翻译制度的演变

翻译是各国人民与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是一十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大国，对外往来史不绝书，翻译工作也有很长的历史。西汉编集的记述西周礼仪制度的《札记》中说明封爵制度的专章《王制》，曾载有当时设立翻译东、西、南、北各地区少数民族不同语言的官员职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汉语大词典》“封望”条释义辨正

“封望”是与中国古代封爵制度密切相关的一个词，《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解释为“谓以封地为籍贯”，并举两例： （1）宋欧阳修《欧阳氏图谱序》：“询之子通，仕于唐．尤显，皆为名臣。其世居长沙，犹以渤海为封望。”

论洪武朝的征西功封

朱元璋除"开国"大封外,还曾分别在洪武十二年与洪武十七年大封西征河、洮番区的功臣以及南征云南的功臣。其中,征西之封人数尤多,但诸爵仅封流侯,所领禄米也较少,这与明廷当时在河州、洮州的战役规模虽然较大,但战后进一步拓展西北战略纵深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有关,此可见朱元璋对军功封爵制度的把控仍较严格。同时,与征西诸功臣同封的仇成并未参战获立新功,而是仅以老臣旧功授爵,此又反映出当时封爵已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推恩倾向。

殷墟卜辞“爵子■”解释

殷墟卜辞中有"爵子■"的记载,对于探讨商代后期王室是否已实行封爵制度的问题,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材料。学者对这条卜辞的内容有不同理解:一种看法认为其中的爵字为动词,意思为封爵,将"爵子■"解释为封子■①,或给予子■爵位②。另一种看法认为爵本义为酒器,用为动词,指以爵盛酒,将"爵子■"解释为以酒祭祀子■③。《甲骨文字诂林》按语云:"李孝定论卜辞’爵’字之用法甚详,但谓’爵子■’即’以爵位加人之意’则非是。

试论东汉初年的公国

东汉时期曾短暂分封公国。公国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也有其发展脉络。公国制度源于《周礼》等书所记载的五等爵制。王莽时期的制度设计为东汉初年公爵分封的实行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并为东汉所借鉴。在实际分封过程中,右翊、左翊公国是分原左冯翊之地而建立。建武十七年,诸公爵开始进爵为王。公国消亡的原因,一方面是汉光武帝对郭皇后被废一事的顺势而为,另一方面是汉光武帝借宗庙制度改革表明承继西汉法统的主动之举。

永乐朝大功与累功封爵并行机制的形成

朱棣正式登极后,遵照“开拓疆土”与“削平僭乱”的大功标准册封了征安南、平辽东倭寇的将领数人。至永乐十八年(1420)与二十年(1422),朱棣创设了新的累功册封模式,加封在“靖难”之役中大功不足但又长期征战积有较高功资的将帅。至此,明代形成了大功与累功两种并立的军功封爵标准,大功勋臣多封世爵,累功勋臣多封流爵,明代军功封爵制度的基本框架进一步完善。

功臣封爵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均设封爵制度，一般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皇帝颁赠封号、重禄和各种特权，世袭，用以酬庸功勋之臣和巩固皇帝权力基础。明、清亦不例外。

张家山汉简“小爵”臆释

将小爵释为“有爵的青年” ,似嫌含糊 ;定为二十等爵中“公士至不更四个爵位”的“总称” ,即少史料依据 ,也与原始简文矛盾。小爵应是与年龄及身高有关的爵类 ,即未傅籍成人者占有的爵位。汉代占爵者一般是傅籍成人 ,两种情况导致未傅籍成人者占爵 :十五岁以上至傅籍以下者有服役立功受爵的机会 ;未傅籍成人的爵位继承人当被继承者死去时可继承相应的爵位。小爵存在与汉代的傅籍制度、力役制度、封爵制度和继承制度有关。

洪武朝勋臣的爵、官与职权

凭军功封袭公、侯、伯爵位的勋臣是明代特殊的政治群体。朱元璋立国不久就构建了一套功臣封爵制度,使开国功臣享有非常的地位和待遇;他还尝试授予功劳最大、最可信赖的勋臣高级行政官职以确保控制国家要害部门。但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勋臣的职官逐步虚化,他们主要通过受领钦差职事广泛参与军国庶务,形成明初特有的贵族政治倾向。至洪武中后期,朱元璋的勋臣方略逐步呈现出矛盾和摇摆,大部分勋臣遭到致命打击,但与勋臣相关的制度却逐步完善,极个别勋臣的职权还有了加强。洪武朝矛盾的勋臣制度影响了整个明代勋臣群体的价值取向。

试说清代五等爵

封爵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在法律制度上的规定，是历朝帝王赐予功臣和宗亲家族集团的一种世袭性特权。中国的封爵制度延续了几千年，在封爵系统中，虽然历代爵称、爵序、爵级前后变化频繁，但传统所谓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名一直不废，五等爵的设置不仅时间久远，而且其本身也发展成为隋唐爵位制的主体，辽、宋、金、元历朝仍沿用隋唐五等爵之名，朱明王朝虽废五等，仍设置公、侯、伯爵，清王朝再度恢复五等爵，

“四平王”之封与唐五代的节度使政治

封爵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有关唐五代时期封爵制度的研究,中外成果均有不少。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及仁井田陞《唐代の封爵及び食封制》对唐代封爵制度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研究[1],金子修一的一组文章讨论了唐代对外夷的册封规律[2],杜文玉师等《五代十国封爵制度初探》介绍了五代封爵制度的几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