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祭祀仪式到竞赛记录:先秦射礼竞赛的演进逻辑与文化意蕴

运用历史文献资料法、二重证据法等研究方法,通过研读先秦时期部分古籍原著,并与出土青铜器上篆刻的与射箭相关铭文进行对照、互证与考释。从文化演进、身份秩序、机制规范、竞赛理念、国家意志、体悟量化、记录存证7个维度,重点对先秦射礼竞赛蕴含的深层文化逻辑进行探赜。研究认为晚商时期既已出现具有祭祀属性的射礼活动,发展至西周时期渐进完备,并体现出“以射择士”的社会功能和“射以观德”的文化内涵,其具有的竞赛体系与现代体育竞赛并无二致。通过对先秦射礼的研究,不仅可以透过先秦时期的微观事项(射礼竞赛)管窥其宏观世界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内涵,且对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特征和社会文化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化意义。

竞技圈最后的盛会:从体育竞赛、体育交往和“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西周射礼

西周高规格的“大射”既是礼乐制度盛行下射礼竞技辉煌的折射,更是重要的历史现象。运用文献梳理、逻辑分析与历史考证等方法将这一历史现象放在体育竞赛、体育交往和治理的不同背景中讨论。研究认为:从体育竞赛的角度看,射礼盛行的西周仿佛处于“众心成城”的竞技之巅;然从体育交往的角度看,以西周统治者为核心、以射礼为身份识别的竞技圈,未必是稳定的政权或文化共同体;而进一步从治理的角度看,西周竞技盛会背后,其实已陷入相当严峻的治理困境。通过体育竞赛、体育交往和治理的不同视角,解读同一个射礼竞技活动的不同意义,对于进一步理解先秦射礼与社会交往、国家治理的关系及其对当下的启示,具有积极意义。

从射武到射礼:射武的道德社会化升格

弓射在西周时期是掌控时代的战争武器,西周王朝并没有自毁于这一战争武器的负面影响,而是将其战争功能进行巧妙的道德社会化升格,转变成为对武与礼的侧重,进而代表先进的礼仪道德,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保障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并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活水源泉。

唐太宗实施军礼之择从:以讲武礼和大射礼为例

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国战争中身先士卒立有赫赫军功。为确保战争获得胜利,他非常重视并多次实施具有军事属性的军礼。笔者梳理史料,统计发现太宗朝举行讲武礼一次,大射礼七次,两者同属军礼举行次数差异较大,对军礼的实施偏好鲜明。唐太宗轻视讲武礼而重视大射礼的原因,应是由唐朝面临的政治局势、太宗个人因素及两种礼仪自身属性差异三者综合造成。

从“国家意志”到“地方自觉”:先秦射礼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基于“控制权”理论的视角

历史的本质问题似乎更多的是经济问题。以经济学委托代理、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切入点,从“控制权”的微观视角把握先秦射礼的国家政权行为,认为:先秦国家政权控制权从大射到乡射,内部代表国家权威关系的委托方(君主)、管理方(贵族)、代理方(乡绅)间存在着不同的分配与行使机制。以政权管控为目标的大射仪是委托方以“在场”对贵族施行政治“资产”调配的方式达成最终权威的一种集权型竞射形态;以终端管理为目的的乡射礼则是以委托方授权为形式,由具备实质权威的代理方对民众实施“国家在场”式管理的一种分权式竞射机制与微观治理行为。从大射到乡射,射礼践行了一种高度关联型和行政发包制共生共存的国家治理模式。

西周社会礼治影响探析——以西周大射礼为例

西周时期是礼乐文化的发展成熟期。发源于原始社会生活的礼和乐,经由夏商两代的融合与沉淀,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礼为主以乐为辅的文化类型。周王朝的建立者将前代的礼乐习俗与周部族的礼乐习俗相融合,进而用明确的制度固定了这种礼乐习俗的社会地位,最终使其成为一种成熟的、对后世影响至深的礼乐文化。通过分析大射礼与西周社会各方面之间的关系,一窥周代礼乐文明中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明代书院射礼的形成逻辑、文化结构及历史价值

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具特色的教育机构,在明代迎来繁荣发展。射礼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承载了明代书院的治学要求与育人思想。运用文献研究、历史考察、个案分析等方法,对明代书院射礼的形成逻辑、文化结构及历史价值展开深入探讨。明代书院射礼的形成逻辑:倡科举、兴六艺的国家意志,奠定了其政治基础;书院的高度官学化发展,稳固了其经济支撑;书院与学术思想的繁荣互促,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武书院以文助武的教育模式,强化了其价值取向。明代书院射礼的文化结构主要包括物态、制度、行为、心态4个层面,主要体现为由单一到多元逐步丰富的物质实体,并“武”入“礼”形成礼制化群体规约,知识教育与身体规训构建规范化行为模式,由“崇德尚礼”到“学为圣贤”的精神追求。明代书院射礼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圣”“礼”“乐”“祀”4个方面,主要为由“希圣希贤”到“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由“礼乐教化”到“明德至善”的育人智慧,由“习容讲艺”到“投之以乐”的比赛理念,由“祭祀圣贤”到“学统道统”的身份认同。

政治变革中的符号采借:射礼的近代演进与当代发展试探

以多重史料互证的方法,对北洋时期的射礼复刻尝试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射礼改造思想进行史实还原与文化阐释:(1)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采借燕射的文化符号复刻投壶礼,以期表达政治诉求;(2)新生活运动期间的射礼改造思想则多处采借乡射礼的文化资源,以期规训国民。以上案例表明,统治阶层基于特定政治目的复刻射礼,阻碍了射礼向民俗化、大众化、人文化方向的转型。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成都的“射金章”,正因其“非政治化”的草根取向,成为民国时期射礼民俗化较为成功的个案。在新时代鼓励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让射礼回归礼乐精神的人文本质,并在多元化发展路径中转变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民俗活动。

礼乐文化与早期文化的传播——以大射礼为例

礼乐文化在早期文化传播中以独特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礼乐文化传播过程中,礼仪仪程承载着文化内涵,礼仪用乐增强了传播效果。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使礼乐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并对周围区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礼乐文化的传播方式,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做到古为今用,为新时代继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思路。

“体悟”与“内省”:先秦乡射礼与当下体育运动

乡射礼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社交活动。先秦贵族重武习射,尤其是在和平年代,原始的猎杀转变为文明的体育活动,并且成为彰显礼仪的附属物。乡射礼中“立德正己之礼”的道德境界正是先秦士人在精神方面的突破,同时也是从原始蒙昧走向文明的标志。而此种德性已不再局限于一种简单的身体运动,而是一种精神和教育的载体,也是现今体育活动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

诠释学视角下射礼的研究

游戏文化机制的符号学是指在诠释学视角下对具有丰富形态的符号组织形式及符号意义进行合理有效的分析。《礼记·射义》中记载的射礼内容渗透了先秦儒家的社会秩序建构。现将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与科学的分析方式相结合,分析总结“射以观德”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大射礼在朝鲜半岛的传衍研究

大射礼是中国古代射礼的最高形式,其在发展过程中亦传至域外。然而,国内关于大射礼研究的学术成果寥寥无几,东传至朝鲜半岛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经考证,朝鲜半岛大射礼始行于朝鲜成宗八年(1471),并贯穿朝鲜王朝始末。朝鲜大射礼不是对其宗主国明朝大射礼制的简单复制,而是在详考中国历代礼典之后加以改进。大射礼东传朝鲜半岛非历史之偶然,而是朝鲜王朝崇儒尚礼文治主张的治国需要。蕴含礼教价值的大射礼不仅成为朝鲜统治者教化民众、确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更是明朝灭亡后,彰显其中华思想继承者身份的鲜明旗帜。

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历史文化研究——以先秦射礼竞赛为例

通过对先秦两汉88部原典著作的全文检索以及部分甲骨文、金文资料,考察先秦时期的射礼竞赛,并从体育竞赛构成条件———参赛者、裁判员、竞赛场地、竞赛规则、竞赛结果的角度,对射礼竞赛进行了历史梳理和意义解读。研究认为,中国商代已出现射礼竞赛的雏形,至两周时期发展为与当代体育竞赛性质相同的射礼赛会,其兴盛程度不亚于古希腊竞技会,甚至不输当今体育赛事;其人员、场地、器具、规则完备,竞赛组织化程度高,文化教育价值丰富。从儒家哲学思想中提炼出的"以德引争"竞赛观,可以展现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文化特质。

柞伯簋铭文射礼简析

柞伯簋铭文完整的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射礼活动。通过对铭文的解读,以及对于相关历史文献的结合。可以了解在射礼活动中体现着的人文精神。

我国先秦乡射礼形制解析

运用文献资料法,对古籍《仪礼.乡射礼第五》进行整理,从组委与参赛者、工作人员、场地器材、赛制及程序等方面对先秦乡射礼的形制进行阐述,结合今人研究,对其中的部分义项进行了讨论。

古射礼与古奥运会比较研究

西周的射礼和古希腊的奥运会是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的两大古代竞技运动会,算得上是古代"东方"和"西方"体育文化的部分缩影。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世界体育发展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

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性质不同的活动 ,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这三类射礼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为东周时代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往的研究者对西周射礼的性质差异未作细致分辨 ,有些看法如西周已没有“贯革之射”,《仪礼》所记射礼属于军礼 ,西周存在“射鱼”之礼等等 ,都不尽符合史实 ,应予纠正。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

乡射礼在明代经历了"重射艺"到"重教化"的功能嬗变,这种变化大约在成化以后,首先自江南开始,然后扩展到各地。乡射礼虽然被制度化,但因与科举之间缺乏联系,从而不受士人和地方官重视,兴废无常的现象十分严重。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从“国家意志”到“地方行动”:先秦射礼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以社会控制理论的方法探析先秦射礼的社会治理行为,认为:基于权威关系、核心利益以及情感号召基础上的强制、交换、动员等社会控制要素,在从大射仪到乡射礼的社会治理路径上存在着不同的分配与行使机制。"君与"的大射仪通过意识形态的施压、推行"知识体系"和树立"模范"标杆为强制手段,以"身份"和"资本"交换贵族的"中"与"忠",结合内在动机的激励式动员,达成了表彰"国家意志"的准集权式强制型治理形态;而"君不与"后的乡射礼则是立足政策规范,以"兴贤能"的号召、塑造"社会背景"以及引导自我操控等动员形式为举措,辅之以"禄仕"和"射义"作为民众"道德"与"君子"的回馈而实现的体现"地方行动"的分权式动员型治理风格。从"国家意志"到"地方行动",先秦射礼践行了一种准集权式的强制型与分权式的动员型治理共生共存的社会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