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考

不论是独揽禁军日常训练、调动和将校任免权,还是战时或御驾亲征,或居中遥控,不授大将以重权,都表明宋太祖是“将从中御”的始作俑者。“将从中御”是宋太祖就宋初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所采取的针对性很强的举措,也取得了巩固北宋政权的良好效果。宋太宗在主客观诸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机械地照搬“将从中御”,加剧了宋军在对辽战争中的惨败,遂难逃后人诟病。

宋太宗朝“将从中御”政策施行考——以宋辽、宋夏间著名战役为例

宋太宗朝与北方辽国契丹政权、西北夏州党项政权间的战争频发,如何对军队尤其是将帅进行有效控制是维护赵宋王朝统一与稳定的前提,也是宋太宗一朝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控制与驾驭出征将帅,宋太宗开始实行"将从中御"的政策,授予出征将帅应对谋略、攻守计划,或授以阵图以指挥前线将帅作战。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宋太宗朝"将从中御"政策施行效果并不尽理想。

论宋、金德顺军之战

发生于高宗绍兴末年的宋金德顺军之战,是决定这一时期整个宋金战争成败的关键战役之一,本文从西部宋军的战斗素质以及宋廷主战派北伐的战略部署、德顺军所处的重要的战略位置,论述德顺之战对宋金西部战场乃至整个战局的影响,认为非战场因素即"将从中御"是导致宋军失利的根本原因。

宋朝军事“积弱”因素浅析

宋朝立国后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再次重演,军事上实行“更戍法”“将从中御”等制度,限制了宋军在战场上的机动性与灵活性,导致宋军在战场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崇文抑武”的国策,使整个社会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武人地位低下,难以激发将士们持干戈以卫社稷、建功立业的雄心;士兵得不到正规而有效的训练,军队经营商业,武器质量低劣,导致宋军战斗力低下。“虚外守内”的消极防御的政策,使统治者不得不把和议苟安视为医治边患良药,从而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刺激了敌人贪婪的野心,最终被后起的元朝所吞灭。

宋初李飞雄案考论——兼论枢密院银牌制度的演变

李飞雄案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由官宦子弟李飞雄在秦州地区发动,假借密旨为名,意在夺取军队指挥权的未遂谋反事件。李飞雄对官场习俗的熟悉及其县尉女婿的身份使其以伪造马缨骗得驿马,从而开始作案。本案了结后,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微杜渐。而随即采用的枢密院银牌,则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了宋代邮传凭信机制,并且在后世持续产生复杂意义。从本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太宗即位后抑制武将,即“将从中御”政策下武将群体的复杂心态。

坚壁清野:宋夏战争中的战术运用发微

坚壁清野战术频繁运用于宋对西夏的作战中。以坚壁清野为核心的战术体系构建于宋仁宗宝元至庆历年间,并于宋英宗之后的宋夏战争中频繁运用。宋仁宗熙丰年间,坚壁清野战术被朝廷认可,逐渐成为一种战术思维,用于指导边将的备边行动。坚壁清野战术在运用过程中存在战术部署对信息渠道依赖程度较高、战术执行与屯田实边相矛盾、战术思维僵化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北宋采取相应的损益措施,衍生出诸路牵制应援及浅攻蚕食等作战思路,但亦无法超脱最初的战术设计范围。北宋中后期,坚壁清野战术在朝廷备边方略中屡屡出现,是朝廷直接对边臣进行战术层次干预的体现,亦是朝廷“将从中御”传统的延续。同时,北宋对夏政策的战和不定,是影响战术运用、战术失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