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魏前期诸王所领将军号的迁转与传袭

北魏前期,国家封授诸王爵位,一般都要为受爵者加拜将军号。诸王领有将军号使王爵与国家职官体系结合在一起,因而也就加重了诸王的政治地位。北魏国家封授诸王爵位时所加的将军号称为"本将军"。诸王的"本将军"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需要的时候,国家可以迁转他们的将军号。诸王领有的将军号同爵位一样,也可以被继承。但由于诸王所领将军号的品级很高,将军号的传袭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

关于北魏几个将军号的考释

北魏前期曾经创置过一批未见于之前史籍记载的将军号，其中以春秋战国时代方国名字命名的将军号占有很大的比例。在泰常七年北魏攻宋的战役中，主要军事将领都带有此类将军号。分析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与爵位高低，可以推断出这类将军号的迁转序列。而带有这些将军号的军事长官的人选变化，也反映出北魏内部军事结构的变迁。

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将军号

东汉建立之初,统治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官职即包括同时任命的骠骑大将军等五位"大"将军,与西汉一朝仅有大将军和骠骑大将军(不并置)的制度差别甚大。云台所图三十二位开国功臣中,担任"将军"者十五人,所任将军号多达十四个,不少是新的有具体名号的"大"将军。"中兴二十八将"在建武年间的任职经历,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光武帝时期将军号设置的具体情况,仅次于大司马吴汉的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等人作为最高级别的将军参与了大量战争的指挥。光武帝时期共设置了近五十个名号的将军,与西汉一代将军号总数相当,其中加"大"者除"大将军"外有九个名号。这是自王莽居摄以来将军名号泛滥的延续,更与东汉建政之初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建武十三年春平定公孙述之后光武帝立即采取了偃武修文、屏退功臣的重大举措,各类大将军及将军名号大多被罢免,其后光武帝朝十余年仅见很少几个将军号,骠骑(大)将军在朝行大司马,伏波将军马援等受命平定南方沿海越人叛乱,战事一结束即被废罢。

东晋时期刺史加领将军号问题的考察

东晋时期,国家可以为一些刺史加授将军号。刺史领有的将军号可以是身份地位的体现,也是能够领兵的标志。东晋国家能够为无将军号的官员出任刺史加授将军号,也可以为有将军号的官员出任刺史加授将军号。因为刺史所领将军号是加官,因而将军号的品级与刺史的品级是明显分开的。在刺史任职期间,国家可以提升和贬降他们所领将军号的品级和位次,以此体现对刺史的褒奖和惩戒。

论北魏前期的特殊将军号

北魏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南朝和十六国胡族政权无法比拟的强大皇权,而北魏早期滥授将军号的行为是一种伸张君权的特殊手段。在北魏前期,朝廷创制了诸多别具特色的将军号,其中由吴兵、晋兵等将军号所组成的序列是一种不负责统兵的军阶。孝文帝的官制与军阶改革是受南朝影响的结果,体现的是君权的进一步强化。

北魏前期封授诸王爵位加拜将军号制度试探

北魏孝文帝实行爵位改革前,国家授予爵位时,同时为受爵者加拜将军号,对于最高等级的王爵的封授也是如此。这一制度在明元帝时开始完善。当时,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为受封王爵的诸王加拜将军号。由于诸王爵位的封授与加拜将军号是在爵位与职官两个品级系统中进行,所以国家在为诸王加拜将军号时,基本做到诸王爵位与将军号的品级的一致。可是,因为王爵有大郡王与次郡王等次的差别,因而,为等次不同的诸王所加将军号的品级也不相同。实际正是要通过诸王的将军号的品级差别,表现出诸王的等次不同。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杂号将军考论

大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称为"重号将军",其他称号的将军称为"杂号将军"或"列将军"。关于杂号将军,《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中有详细的列举。但是,从汉代出土资料中又发现大量为文献所遗的杂号将军称号,如居延将军、汉阳将军、禽适将军等。这些杂号将军的称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补汉代职官之阙。

北魏军事征讨加授假将军号制度考

北魏国家的军事征讨加授假将军号制度,是适应讨伐作战需要而实行的。可以说,这一制度形成有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在孝文帝官制改革后,随着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促使这一规定开始完善化。按照这一规定,北魏国家要求职事官担任征讨军统帅和将领,一般需要加授假将军号。这一制度的实行,就使征讨军统帅和将领所领的将军号,既有正式将军号,也有假将军号。由于实行了征讨军统帅所领正式将军号和假将军号相结合的模式,使得征讨军的指挥机构,既有依据正式将军号设置的僚佐官,也有依据将军号设置的“假官”。因此,为征讨军统帅和将领加授假将军号,不仅可以体现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也令军队的指挥机构更适应征讨作战的需要。

西汉将军制度述略

"将军"官号产生于先秦,秦汉之际出现了若干有级别差异的将军名号(将军号),但尚未形成将军等级制度。"将军"属于西汉官僚集团的有机构成部分,是掌握重兵承担京师保卫或出外指挥征战的最高级别武官的统称。西汉一朝并无固定常设的将军,以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左、右、前、后将军等位高权重且较为常见,钱大昕将西汉将军分为"出征暂置"及"京师掌兵"两类,当代学者亦踵其说。西汉一代共设置过四十余个将军名号,其命名方式包括:1.以其所统兵种命名;2.以其承担的任务命名;3.以征伐目的地命名;4.以褒扬、称赞之词命名。后世新设将军名号多以最后一种方式生成。取代太尉之职的大司马为西汉最高武官,汉武帝以大司马冠将军,进一步提高其尊崇地位。大司马所冠将军包括大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车骑将军,以大司马冠车骑将军较为普遍。将军在西汉中朝官中所占比例甚重,尤以大司马大将军(或大司马车骑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领尚书事权位最重,昭宣以降权臣多任其职,掌握朝廷最高军政权力,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西汉将军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与时局特别是战争形势关系密切。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的政局动荡和严峻的边防形势,促使新的将军名号大量出现。

北魏“假”授将军制度试探

北魏实行比较完备的将军号制度,对将军号的授予存在两种方式,即正式授予方式与"假"授方式。北魏开始"假"授将军号,在明元帝时期。"假"将军号是一种摄代军号,具有明显的临时性,主要作为征讨军统帅和将领的象征。国家授予将军号,可以将"假"授将军号与正式将军号相互比照,两个将军号具有相互照应的关系。

新莽时期公制、将军制与州制述论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复古改制。在官制改革中,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三公制度、将军制及州制的变革。变革的结果就是"公"一级的官员数量极大增加,将军号也增殖到泛滥的地步,尤其是二者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相结合,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统治效能。而公府地方化、将军号增殖、州牧制度的建立等变化也正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制度的渊源所在。

南朝位阶制度考释

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南朝初期复置了很多东晋时期省并的官职,并新设了大量王府僚佐官。在这种情况下,以官品九品为核心的魏晋旧制丧失了实际功能,而新生效的官员位阶制度即为十八班。此制的主体结构在魏晋时期并不存在,其与魏晋官品的差异,实为南朝与魏晋官制体系的不同。不过,官品在南朝并未被淘汰,而是在吸收班制的基础上形成了“陈官品”。南朝官制中共存的班和品,并非散阶与职位的关系。南朝单个官职的位阶高低,以班次而非官品为准。南朝带帖制度与班制关系密切。官员兼领多官时,往往以东、西省官或散号将军作为带帖官,带帖官和主职的班次共同决定了官员位次。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魏周“官族”资格认定的再探讨兼与韩国学者朴汉济先生商榷

韩国学者朴汉济先生最早提出有关魏周"官族"的概念,他认为成为"官族"的资格应包括赐姓、将军号与府兵军号三个重要部分。这三个部分中,以赐姓为中心,将军号与府兵军号为其补充。然而,对这三部分的内容与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将军号与府兵军号在确定"官族"资格时事实上比赐姓更显重要,而与将军号相较,逐级递升的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等四级府兵军号地位则更为关键。

北魏的宗室

前言笔者在文中对北魏后期宣武、孝明帝时期的政治史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1],主要倾向于关心这一时期北魏政治决策的实态,对于政治对立的意义未加以探究。本文再次关心这个问题,关注这一时期宗室的实态变化,还论及北魏前期的情况。一、北魏后期政治史中的宗室1.宣武帝亲政时期众所周知,宣武帝亲政时期是抑制诸王的时期1。孝文帝最信赖的弟弟彭城王勰,亲政伊始即归第。

诸葛亮自贬三等考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自贬三等,由丞相贬为右将军,其具体内容史书中未见详细记载。本文依据现存史料以及官制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认为诸葛亮自贬三等所依据的是当时散阶化的将军号序列,自比当时蜀汉所设的最高军阶骠骑将军,所贬的具体等阶为车骑将军——卫将军——右将军。

试论西汉官制改革(三)

对汉武帝官制改革的认识西汉最有价值、也是最大的一次官制改革,要数武帝时的改革,这次改革的政治和物质等方面的基础和条件是:汉初统治者经过种种斗争,终于实现了真正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获得较大发展,创造了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武帝继位时及在位期间面临的任务要解决的诸方面新老问题,

蜀汉蜀郡郡守考略

蜀汉蜀郡太守可考者共9人10任。蜀郡郡守加将军号者共3人,都是因功而加。掾属有功曹、门下书佐等。由他职转为蜀郡郡守的形式有:由他郡郡守平级调任,郡吏升迁,州吏升迁,武官升迁等。郡守离任后的去向主要有四种情况:在郡卒官,调至中央,升任都督、州治中从事。

北魏平城地区行政官员研究——以州长官为例

恒州刺史(司隶校尉)为北魏平城地区的地方长官。从任期来看,孝文帝迁都前任期相对较长,迁都后相对较短。从出身来看,主要包括元氏宗族、勋臣八姓、其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及汉士族。与相州刺史进行对比,相同的是两者出自勋臣八姓比例近似;不同的是平城地方长官出自元氏宗族及其他民族上层人士人数较多,汉族人士较少,且多非高门士族。就出自元氏宗亲的任职者来看,一方面显示北魏朝廷重视平城地区;另一方面这些人多为宗室疏属,这与北魏加强皇权有一定的联系。从迁转来看,平城地区长官与中央三品官迁转居多,与之迁转的地方官亦多为大州刺史。任职者所带将军号以三品居多,迁都前及后不久任职者所带将军号官品高于相州刺史,此后略低于相州刺史,这反映了平城地方长官地位在迁都后逐渐下降。从与帝王关系来看,多为皇帝心腹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