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有尊严劳动评析

本文尝试对马克思传统经济理论作出与时俱进的创新解读。透过对我国现实中劳动者有尊严劳动面临困境问题的梳理、分析,论述提升劳动者劳动尊严指数的难点、基本点和关键所在,为破解目前我国重大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迪。

劳动尊严视阈下的高职生就业教育

劳动尊严教育是高职生获取社会尊重、实现自我价值、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克服当前高职毕业生劳动行为异化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应推进劳动尊严观教育,规范高职生不良劳动意识,强化创业技能培训,使其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以扎实劳动赢得社会尊重。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劳动尊严观探析

劳动尊严是《法哲学原理》尊严观的核心思想。在劳动尊严的前提下,黑格尔讨论了劳动尊严与人类尊严、等级尊严及个人尊严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劳动尊严原则与现实的矛盾。但是,他把直接自然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产劳动意识化了,把劳动的尊严稀释为理智反思和自由意志的尊严,他的劳动尊严观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劳动尊严观及对高职学生劳育培养的启示

当前,人民幸福的核心内涵和实现途径、学生的劳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劳育培养旨趣等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可以从马克思的劳动尊严观角度获得解决。马克思的劳动尊严观,可以从幸福是有尊严的劳动、有尊严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是实现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劳动这三个维度和层面进行理解。马克思劳动尊严观,对当前高职院校培养有职业尊严的劳动者并为其提供支撑和保障,回应党和国家的重大关切,提供启示。

女性劳动权与女性劳动者人格尊严的法律保护

女性劳动权是指法律赋予妇女在劳动关系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是女性劳动者获得尊严的基础和前提。女性劳动者的人格尊严是指女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社会中的人对女性从事劳动的态度。保护女性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不受伤害，应保障女性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和特殊生理不受侵犯权；保障女性性的不可强迫和买卖、身体的不被享乐和游戏；女性不自我物化为标准。以此需要立法、政策的完善，劳动理念的转变和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

维护劳动者尊严权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

维护劳动者尊严权不仅是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保护,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但近年来,劳动者尊严权受到侵犯的事件频繁发生。劳动者尊严权受侵犯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劳动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企业为了追求利益不惜侵害劳动者尊严,以及缺乏相应的劳动监察。为了能够使劳动者尊严权得到相应的保护,需借鉴国际相关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行政部门对企业的监管,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使劳动者尊严权能够真正得到有效保护。

从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视角看劳动幸福问题

劳动幸福标示的是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所得到的深层愉悦体验。真正的劳动幸福是一种社会整体发展状态。劳动幸福在本质上展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的尊严。劳动幸福的程度取决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程度、人与劳动关系的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尊严得到实现的程度。劳动幸福问题与人的类本质、社会的良善治理以及人的劳动尊严等诸多根本性问题密切相关。获得劳动幸福的根本路径无疑是回归到跟人的类本质同一的自由劳动状态,让劳动既成为自愿的活动,也成为快乐的活动,让人有尊严地参与劳动,实现劳动幸福。

论劳动幸福的四个观测维度及其辩证关系

劳动幸福是一种客观状态,体现的是人在现实的劳动活动中能在多大程度上确证人的类本质。只要在劳动中人的类本质能够得到确证,参与任何能够使人活得更像“人的样子”,而不是畜生和野兽那样的存在样态的活动,就必然会产生劳动幸福。它有四个测量维度,分别是:劳动发展维度(即劳动中的发展机会多少);劳动解放维度(即最低受压迫程度的高低);劳动尊严维度(即最少的身心不利影响因素);劳动基础条件维度(即与当前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有利条件)。这四个维度使劳动幸福由抽象变成了可观察、可感知的具体状态。尽管客观上四个维度不可能以相同的数字带来劳动幸福的增长和提升,但从最理想的状态来说,四个维度所能确证的程度同时提高,才能最大化地提升劳动幸福的程度。

约翰·霍洛威对“劳动解放”理论的重构及反思

在重新深化"劳动解放"论题的讨论中,约翰·霍洛威认为,当今人类的劳作被抽象化为"劳动",已经成为封堵人类走向"类本质"世界的围城。它体现为封闭人们的身体与心灵、"抽象劳动"的人格化、残暴与血腥的厌女症、自我劳作权力的"颠倒"等问题。为此,他以"劳动尊严"为核心构想一种消除权力关系的"裂缝式的革命"。但是,深入到劳动自身便可以确定霍洛威思想的限度,"劳动解放"不能偏于"积极的劳动"之一极来寻求,而应该是基于克服"消极的劳动"这一层面,并辅以"积极的劳动"的倡导,从而在两者张力的实践中逐渐展开的过程。

善待与弘扬我们的DIY[1]文化——关于劳动文化的经济学随想(之一)

追求和崇尚劳动光荣,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劳动光荣"这一社会精神认同是人类社会财富赖以创造的精神源泉。"自己动手(DIY)"作为一种劳动文化,或者说一种消费文化,"劳动光荣"这种社会精神自然便成为"DIY文化"的一种内在的道德精神诉求。宜家公司推崇瑞典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和"自己动手(DIY)"的生活道德,这种"生活道德"承载的劳动文化所体现的最为厚重的社会精神正是:崇尚和追求"尊重劳动、劳动平等与劳动光荣"。

雇主算法权力:法理构造、内涵特征与规制路径

雇主算法权力是指具有雇主全部或部分权力的主体,在劳动过程中依靠算法劳动规则对劳动者权益产生影响的能力。雇主算法权力作为一种复合权力,其所指向的算法劳动规则的隐蔽性、分散性和动态性特征,决定了雇主算法权力在适用对象、权力内容和适用方式层面区别于传统的劳动管理权与规章制度,进而对劳动关系平衡带来特殊的影响。其中,劳动的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去人格化”是核心影响。为此,必须从保护劳动者人格尊严原则出发,强化集体劳动权对雇主算法权力的制衡功能,对算法劳动规则“去伪存真”,从而建立起以算法备案、算法审计、算法监督为核心的算法劳动规则纠偏机制。

论职业院校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新使命——以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探索为例

高素质人力资源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职业院校应担负起人力资源供给保障重任,担当起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赋予的新使命。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和"以奋斗者为本的治校",努力培养出有职业尊严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为地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劳动、可行能力与人的尊严——马克思与纳斯鲍姆的尊严观对勘

“马克思如何看待尊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尊严观理论,纳斯鲍姆借助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建构起的能力尊严观反证了马克思劳动尊严观的现实性。批判契约正义的共同逻辑、核心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以及实现平等尊严的基本共识体现了二者在尊严观点上的亲缘性。尽管纳斯鲍姆的能力尊严观为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尊严思想开启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语境,但由于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辩证性和历史性,一种跨文化、跨种际的能力尊严观最终并未超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围。

劳动与尊严——数字时代“不躺平”的逻辑前提

从"以劳易劳""以劳易物"到"以劳易资",劳动属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数字时代有更加多样的劳动形态,零工劳动只是人尽其力的一种方式。提供劳动机会,让人们都有机会参加劳动,是数字时代社会发展最大的积极面向。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在工厂化之外,也让劳动者重新获得支配劳动的自主、自在、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勤劳是人尽其力的实践形态,是尊严的来源。勤劳的内涵不同,尊严的获取路径也大不相同。让劳动不只获得货币报酬,还依然享有尊严是数字时代的难题,数字时代同时赋予个体劳动者和数字平台企业获取尊严的工具。与此同时,倡导劳动光荣也是数字时代的命题,躺平绝不是获得人之尊严的路径;当然,劳动的尊严也是"不躺平"的逻辑前提。

依法“护薪” 捍卫劳动尊严

受疫情影响,今年很多新入职农民工未来得及办理个人银行卡.按照5月1日起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要求,为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中铁四局项目部协调银行工作人员,来到工地现场,为1000多名农民工办理工资卡并激活等业务,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劳动幸福观测维度及其指标体系构建——基于省际比较的视野

劳动幸福权是人人拥有的不可转让的初始权利,但劳动幸福权得以实现和得到保障的实然状况随着不同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幸福权的实现和保障程度大致可以从劳动活动对人的全面发展、劳动解放和劳动尊严的促进作用等方面加以观测,客观的社会生活条件作为劳动基础给人们带来公共幸福的程度,也是直接可感知的劳动幸福状态。这四个方面合起来构成劳动幸福的四个观测维度,分别是劳动发展、劳动解放、劳动尊严和劳动基础条件。四个维度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以此理论建构为基础研制设计出的《劳动幸福问卷》,对来自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213份有效答卷(因问卷返回量未达统计学的最低要求,港澳台地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数据未纳入统计范围)进行了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四个维度对劳动幸福总体得分的贡献度大小依次是劳动基础条件(社会生活条件)、劳动发展、劳动尊严和劳动解放。按照劳动幸福总得分排名,居前五名的分别是吉林、北京、上海、山东、浙江。

基于马克思劳动幸福理论的“劳动幸福问卷”设计及其信效度检验

劳动幸福是一种客观状态,对劳动幸福观测维度的测量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高劳动幸福程度。劳动幸福可以从四个观测维度进行测量,分别是劳动发展维度、劳动解放维度、劳动尊严维度以及劳动基础条件维度。这四个维度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共同促进劳动幸福程度的提高。根据这样的理论建构,研究设计了“劳动幸福问卷”,对来自全国的样本进行了网络在线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幸福四维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本研究的理论建构。这说明“劳动幸福问卷”在总体上是可用的,是一个可靠和可信的研究工具。

论习近平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伦理价值原则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泛滥,生态危机全球蔓延的历史境遇下,强调崇尚尊严劳动、遵循人民至上原则、坚持集体主义、秉持美丽中国理念,对如何超越当代资本逻辑的统治框架,如何构建一条通往真正自由王国的科学路径,更有效地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进行了深入探索,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建构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新境界。

数字资本视角下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正义建构逻辑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作为资本的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介质引发了数字劳动主体的数字正义要求。数字资本所呈现的数字剥削具有劳动形式离散性、内容知识“以太”性和剥削结构橄榄形等特征。数字经济主要涉及平台和人两大主体类型,数字劳动正义建构必须在平台和个人主体两大数字正义领域进行。通过提升数据收集阶段的算法正义性,明确知识产权边界建构平台的正义性;面对平台“免费模式”的陷阱、“平台地租”的加剧和“众包劳动”关系的冲击,分别通过建构数字化共享者主体、网络从业者主体和线下从业者主体的劳动正义,以维护数字时代人的劳动尊严和正义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