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性的尊他意识”:中国民众尊严观的实证研究——基于多源数据的交互分析

尊严是测度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基于网络文本与多个地方和全国性抽样面访数据分析发现,近四十年来中国民众的尊他意识呈现历时性进步与结构性差异的特征。自2006年以来,颇具传统特色的“示众文化”日益受到民众的批评,但在受众和公众、正向议题和负向议题、双向互动和单向度表达、政治与社会情境等方面,民众的尊他意识呈现较强差异性。这表明,民众的尊严观念仍保留传统底色,以差别性的尊他意识为基本特征,与平等性尊重每个人的现代尊严观念存在差距。

自尊与尊他——重塑高校馆员形象,实现科学和谐发展

实现自尊与尊他,营造和谐人际环境,是重塑高校馆员形象的重要一环,亦是高校图书馆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从馆员素质、管理艺术、馆内条件、读者态度等方面,论述营造和谐人际环境中的自尊与尊他问题的重要性。参考文献10。

汉语自谦和尊他称谓在语用翻译中的得与失

称谓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称谓。本文将通过具体的实例来分析汉语自谦和尊他称谓在语用翻译中的得与失。

自尊、受尊与尊他:民众尊严观的概念建构与量表编制

尊严作为人类极其重要的价值,长期以来获国际学界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从普通民众视角系统而准确地把握我国民众的尊严观念,分析其变迁机理,却一直未获令人满意的进展。其障碍,主要在于缺失有效而获公认的尊严观之概念建构与量表编制。基于系统性的概念梳理,尊严观乃是基于尊严价值的态度与行为取向,具有自尊、受尊和尊他三重维度。据此,结合中国情境、吸收国际学界的成果,编制了适用于中国民众的尊严观念量表,并对自尊和尊他两个维度进行科学检验,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和工具支持。

中国日语学习者敬语产出中“尊他语”和“自谦语”混用问题研究

敬语一直是日语习得中的一个难点。其中,敬语中的“尊他语”和“自谦语”的混用现象更是十分常见。本文在结合具体混用用例的基础上,对混用类型进行简单归纳,探讨了混用的原因及形成机制,并就如何减少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建议。

一本与一统:试论丧服中尊统的生成

通过丧服体系理解中国人伦关系的尝试,超越了差序格局式的平面化认识,但对尊尊之外推的特性仍缺乏恰当理解。亲亲尊尊都由一本而生,体现为丧服体系以父子关系为内核,父之于子既是至亲又是至尊,至尊生于至亲,至亲又成于至尊。君子能由尊父而推尊父之父、父之先祖,更能体父之志承继大宗尊统。亲亲故尊祖,亲亲之道亦得尊祖之道乃全。宗法体系下正尊之一统,是以至亲至尊之父为一本的推展和延伸,尊统蕴含在一本的生命体验中。正如亲亲自然体现为亲以及亲的递杀,尊尊则自然体现为尊其所尊、永不衰竭的一统。尊尊之统与亲亲之杀共同构成丧服体系外推的根本动力,亲亲之杀以尊尊之统为纲领。

希圣与尊经——扬雄和刘歆的“复古”路径及其脉络辨析

扬雄和刘歆可谓经学发展史上节点式的人物,面对西汉末年博士经学的颓态,他们希望通过“复古”回到儒学最初的根本,然取径相异:扬雄缵绪圣人之所为,广圣道、拟众经;刘歆则在汉代官方立学原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广学、正经、诂经来变革利禄之学的衰局。纵览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可知扬雄希圣拟经的行为实际上同儒学“博采诸学,折中于一”的子学自新精神一脉相承,与司马迁和董仲舒可归为一类,在西汉儒学中自有其位置;刘歆其人其学仍在西汉今文经学统序之中,其援古济今的经学革新努力虽然是中央官学内部的调整,但将儒生的视线从固化了的师法转移回了经典文本之上,有意无意间导引了训经诂圣的后汉经学路径。

禄利、价值与政局:朱彝尊与徐乾学交游论

清初权臣徐乾学与一代文儒朱彝尊志趣投合、互有短长,两人缔结文士之交后又因仕宦际遇而续增同僚之谊。便二人往来颇有断续,禄利与价值系徐、朱交谊中断与赓续之根本,而作为影响二人交谊走势重要因素的仕宦擢罢,实皆取决于康熙皇帝于政治时局之布控。徐乾学与朱彝尊交谊案例既体现徐、朱二氏品性胸襟的差异,又映射出当时利益为先,充满暗算、倾轧与妥协的士人众生面相与复杂官场生态,而二人的仕宦遭际又从更深层面反映出清初政局的变化与政策的相应调整。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尚德尊法成就书法艺术新辉煌

通过对历代书论中有关“德”“正人心”“开圣道”等书法尚德尊法人文精神的梳理阐释,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是最高的境界”“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明大德、立大德”“用明德引领风尚”等文艺工作重要精神,倡导新时代书法工作者和书学者要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时代文化新使命,尊法尚德成就书法艺术新辉煌。

试论幕府末期日本水户藩的尊王思想

作为前近代日本朱子学派的重要支派之一,德川光圀开拓的水户学派以推崇并提倡“尊王攘夷”思想而闻名于世。审视江户时代,尤其是幕府末期,尽管日本接受了缘起中国的这一思想,却对孟子的革命思想、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加以转化,令它转换为将皇室、幕府、诸侯、臣民凝聚为一体的正统观念;尽管日本将这一思想落实到水户藩主持的《大日本史》编撰事业之中,却在中国儒者朱舜水的支持下,令它成就了一段以日本、日本史为核心的历史撰述;尽管日本未曾彻底否定所谓的“华夷秩序”,却通过这一思想的诠释,令它成为反对以中国为中心,标榜“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思想源泉;尽管日本在江户时期遭遇到来自西方思想的冲击,“攘夷”由此也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却依据神话传说、时代演绎、儒佛对话的历史叙事,借助它而树立起以神道为中心的日本主义思想,整体而言,在幕府末期,尽管来自中国的“尊王攘夷”思想在日本得以传承、演绎,最后成为本土化的神国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却也经历了不少的误读与曲解,产生了不小的冲突与对抗。因此,梳理这一思想在日本的流变轨迹,可以为我们把握原典、找寻问题、构筑批评、形成对话,乃至正确地理解与把握这一范畴提供一条线索。

朱彝尊节序词的再经典化研究

朱彝尊存词五百余阙,其节序词数量众多且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蕴,以节序词为索引,可以窥见不同历史阶段和语境下朱彝尊的创作心态,且朱彝尊之词取法南宋,尤推姜张,体现出词学宗尚上的去经典化特征。朱彝尊通过对词体形式进行规范,达到复归醇雅的目的,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字句的锤炼和典故的化用,这些都推动了朱彝尊节序词的再经典化。在这样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中,朱彝尊的节序词引领了清中后期节序词的风格走向,同时可以领略节序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

夏丏尊作文教学思想及当代启示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审视语文学科建立之初的教育家的作文教学思想,对作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夏丏尊作文教学思想,得出当代启示:培养读者意识,体现自我人格,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这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作文观、提高作文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破体与尊体:刘熙载“以诗论词”的价值与局限

刘熙载秉承清代词学尊体的追求,在《艺概》中多处运用“以诗论词”的方法,将诗及诗话引入词论中,其范围涵盖了词作、功能、作品等方面,意在打破诗词界限,使词向诗靠拢。“以诗论词”是刘熙载本人的论词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具体反映,也是清代词体推尊进程的重要环节。

明清词韵学的辨体视野与尊体策略

明清时期的词韵辨体视野不一,具体表现为:明中期至清中期所选择的辨异对象或为近体诗,或为曲,或为乐府古诗,各家常以破体关联另一体之法来强化辨异,呈现出辨破结合的特点;清中后期逐渐回归词体,转向词体内部探求韵法,辨而不破。不同的辨体视野,源于诸家不同的尊体策略。明清词韵学之尊体策略经历了“曲化合乐—格律稽古—寻源释韵—回归词体”的演进,辨体视野相应地经历了“关联曲以与诗辨—关联诗以与曲辨—与古乐府之通与辨—辨而不破”的演变。不同层面、不同途径的音律观照,是造成明清词韵学辨体视野不一、尊体策略各异的内在原因。

论梁启超与胡适“戴震学”阐释的同尊异由

1920年代,在科学玄学论战的背景下,梁启超与胡适同时提出了对于戴震学术的新阐释与新发明,一称戴震的治学方法已然具有西方科学精神的雏形,二谓戴震哲学具有西洋现代哲学色彩,共同推动戴震形象向“科学家”“哲学家”转移。两人对于“戴震学”的新阐释存在着不同,梁启超重“情感”,胡适主“知识”。这不仅体现出二人学术及思想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术现代化思索的多歧性。

数字化展览对于犀尊美学特征的阐释

“数说犀尊”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个自主策划的数字化展览,展览以多媒体的形式对国博馆藏代表性文物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进行展示,并采用数字化的策展思路,聚焦对犀尊的工艺、造型和纹饰三方面美学特征集中呈现和阐释,通过介绍文物检测研究和数字化采集等工作在展览中的最新应用,展现现代科技给博物馆带来的无限可能。

江顺诒《词学集成》的尊体意识及文化心理

尊体是词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也是近代词体批评极为关注的问题。江顺诒《词学集成》作为首部系统的词学批评史论著,建立于批评之再批评基础上的尊体意识贯穿其始终。《词学集成》中部分论断的前后矛盾,折射出其尊体意识的复杂性。一方面,从雅正与经学化的角度来推尊词体;另一方面,《词学集成》为词体论溯本清源,以音律论、词境论寻词体之独特本质,反映出其词学批评对常、浙两派的融合与突破,体现出近代词论家复杂的文化心态。

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析论

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是一部账簿式简明藏书目录,以“心事数茎白发”等24字编号,大部分图书条目有且仅有书名与册数两项要素。借助各类文献的比勘互证,可以考证出多数图书的作者、卷数等隐藏信息。整部书目著录图书的数量,粗略估算有780种、5000册、24000卷左右,并且多数字号之间的册数、卷数相对平均,应是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分箱储存状态。该书目的编成时间应当不会早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但下限目前尚不能完全明确。

好古·崇晋·尊唐:戴表元对前代诗学接受的三个向度

作为宋末元初重要的学者、诗人与诗论家,戴表元的诗论与其学养密不可分。因此,从其思想层面讨论其诗学,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其诗学的理解。出于对宋末士人务虚、庸俗的鄙夷,戴表元向慕三代,因之倡言好古。戴表元在学问上追仰三代,在此好古思想的指引下,他广泛而有针对性地汲取前代诗学之优点而针砭当时诗坛,其中又以对“晋”与“唐”两种范式的讨论最为究心。可以说,出于对前宋覆灭的反思而来的好古思想是其对前代诗学接受的根本,而“崇晋”与“尊唐”则是两翼。从思想的层面出发揭示戴表元的前代诗学接受,将使得我们对其诗论有更为立体与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