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的尊体论

有清一代的词学家都力图改变词为“小道”、“末技”的局面，使之自觉地表现出重大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感情世界。常州词派进一步从词的起源、言情等角度来论证“诗词一理”的主张，从而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他们突出词的表意性，强调词人精神情操的培养，提倡雅正的词风，体现出鲜明的道德伦理性和政治责任感。

中国传统词学批评中尊体论的承衍

我国传统词学批评中尊体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创作实践之难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二是从诗词同源或同旨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三是从有补于诗歌情感表现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上述几条线索,从主体层面上展开了对词之体制的推尚,将传统词学批评中尊体论的基本面目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清代词学中的辨体与尊体论

辨体与尊体是清代词学中的重要论题。辨体,就是辨析界定词体特征;尊体,就是推尊词体,获得与诗文并尊的地位。清代词学,辨体与尊体交错进行,辨体与尊体贯穿始终。在不断辨体、尊体的过程中,词体特征得到彰显,词体地位获得提升,创作走向繁荣。

破体与尊体:刘熙载“以诗论词”的价值与局限

刘熙载秉承清代词学尊体的追求,在《艺概》中多处运用“以诗论词”的方法,将诗及诗话引入词论中,其范围涵盖了词作、功能、作品等方面,意在打破诗词界限,使词向诗靠拢。“以诗论词”是刘熙载本人的论词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具体反映,也是清代词体推尊进程的重要环节。

异同与演进--从《曲律》到《宋元戏曲史》的尊体之思

《曲律》《闲情偶寄》《宋元戏曲史》分别为明、清及近代戏曲理论体系性研究的代表作,三者对于戏曲本体的认识在辩驳中渐次明晰和全面,呈现出既有相通、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与演进的发展态势。围绕着“尊体”之思,王骥德《曲律》完成了从“曲亦诗”到“曲诗两肠”的文体之辨;李渔《闲情偶寄》实现了对戏曲登场的全面体认;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以世界眼光进行深刻的学术现代性之思,由此提炼出戏曲的搬演与故事特质,并以此为基点,总结出自然、有意境、悲剧美等独到观念。中国戏曲理论体系性构建的历史,也是戏曲尊体之思不断完善的历史。

陈维崧的词学思想与词体艺术品格的开拓

陈维崧是清初少有的词体创作和词学理论兼擅的杰出文学家。陈维崧的词学思想是其词心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生生不息的创作力的源泉。陈维崧打破了传统以词体比附诗体的尊体策略,提出“为经为史”的词学主张;在创作论方面,强调寄托的技法以适应词意内言外的复调特质,并对创作主体提出“思”“气”“变”“通”的严格要求;在风格论方面,正体与变体兼容,纤柔婉娈和雄阔豪放并重。除此之外,陈维崧倡导复“艳”为雅和推崇“清”的艺术品格,推动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尊体之论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尊体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创作实践之难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二是从诗词同源或同旨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三是从有补于诗歌艺术表现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上述几个维面所形成的论说线索,从主体层面上展开了对词之体制的推尚,标示出古典词学尊体之论走过一条不断拓展、充实与深化、完善的道路,甚富于历史观照的价值与意义。

尊体:严羽“本色”理论及其四大要素

严羽针对宋代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态势,用"本色"一词言说诗体特质,标明诗体界限,根本目的在于推尊诗体。而究其"本色"内涵,实与四大要素相关:"吟咏情性"乃其主旨追求,"妙悟"为其修习方式,"兴趣"是其表达特点,"入神"则为终极归趋。此四者既相互分立又紧相关合,其中"情性"最为基础,"兴趣""妙悟"乃由此升进之两大要项,"入神"则是以李杜诗歌为主要标准的诗之"至境"。此一"本色"理论,为宋诗破体实践所生流弊提供了疗救良方,使诗之为诗的本质特点得到凸显,由此达到正本清源、返古开新的目的。同时,它也一定程度地阻滞了一味破体导致的诗越来越非诗化的进程,并在文学史发展之肯定——否定——再否定的逻辑链条中,形成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音情之悲与词体之尊——李清照《词论》新探

李清照《词论》梳理词史,从本质上说,并非要做一种文学史层面的学术考察,而是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尊体观念蓄势。音律问题只是李清照勘察唐五代北宋词史的学术基础,而在音乐和歌词中抒发悲哀情感和张扬凄美意识,才是李清照心目中的填词高境,而李清照自己的词也是以带有文人气质的悲音悲情和深意远韵为主导的,以此可见李清照理论与创作的一致性。李清照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尊体观念,决定了她的批评只能是以否定为基本方式。李清照不取传统文学批评“摘句”的批评模式,而注重在清理词史的过程中来论定词人得失,更具理论的涵盖力。她的著述视野既有创作者的理论自审,也有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和研究者的条贯分析,其中更融入了女性的冷静细密和恢复词体本原之尊的使命意识。

从“小道”、“诗余”到“尊体”——中国古代词体价值观的历史演变

五代两宋时期,婉约词为词坛正宗,以言情为主,以娱宾遣兴为功能,词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诗余"。由元迄明,"小道"、"小乘"的词体观一仍其旧。清代词坛超越婉约词的艳情樊篱,取法宋代豪放派和骚雅派的变体词,推尊苏、辛,兼顾姜、张,给词注入了厚重沉郁或清空骚雅的道德寄托,词成为无物不可言的、与诗平等甚至比诗感染力更强的体裁,"小道"的词体论也让位于"尊体"说。清词的"尊体"观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的"词为小道"观念的批判和对"诗余"概念的重新诠释上,还体现在清代词坛诸流派共同的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中。

论词教:晚清词坛的尊体与教化

在晚清,"意内言外"是最为流行的词学话语,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自己对它的理解,既把它与传统的"诗教"相联系,也揭示了它在很多方面的独特品性,从而推进了晚清词学对词旨和词法诸问题的讨论,彰显了晚清词学教化与审美并存的时代特征。

康熙年间词学的辨体与尊体

清初词学是对明代词学的继承与发展，在康熙年间人们继续围绕词的体性展开研讨，深化了自宋以来的本色当行论，发展了明代有关诗、词、曲体制异同的辨析，因为对词的体性认识存在着差异，所以广陵、阳羡、浙西几大词派在正变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这都表明人们对词之美学品格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不再把词视为小道末技。

辛派词人尊体意识述论

推尊词体是南宋爱国词派辛派词人词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这种意识经历了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这一过程既与词人自身的词体观念密切相关,更是时代风气影响下的词学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清代词学中的破体、辨体与推尊词体

清代前期,在词体教化、言志功能的支撑下,破体论试图通过让词向诗教回归的方式来提升其地位,但面临着使词沦为“句读不葺之诗"的危险。由词体娱乐功能支撑下的辨体论则想通过对词这种音乐文艺样式自身特质的强调来推尊词体,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无法真正实现尊体目的。嘉、道以后,词体娱乐功能褪失,常州词派在使词体诗化的同时保留了词体特有的形式特质,并使其为儒家诗教所用,从而使破体论和辨体论实现了理想的结合。词体至此真正获尊,词文学却因此与近代革命思想、白话文学相脱节,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

清代词论的“尊体”取向

五代两宋以来,词学理论多视词为"诗余""小道"。明代词作,不出花前樽下的小词范围。清代词风为之一变,以道德为承当,以沉雄阔大为气象,各家各派均表现出抬高词体地位的"尊体"取向。云间派认为"词虽小道",但可"羽翼大雅";西泠派以"德业之余"重新界定"诗余"涵义;广陵派盛赞东坡、稼轩词为"天地间至文";阳羡派强调"诗词经史,语无异辙",要求词"入微出厚",有风骚之"志意",继续为苏、辛变体张目;常州派明确提出"尊体"口号,主张"意内言外"、"风雅寄托",崇尚"沉郁"和"重、拙、大",极力推尊辛弃疾;都不约而同地从儒家道德意蕴方面给词注入厚重内涵。浙西派论词"以雅为尚",推尊姜夔、张炎,则侧重从超俗的道家道德方面解脱词的轻薄地位,与上述各派的尊体努力殊途同归。经过清人的努力,词成为一种与诗平起平坐、可以表达崇高主题的诗歌体裁。

尊体大潮中的“小道”“逆流”——略论王闿运词学“小道”观

在"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的清代词坛,王闿运既非词坛大家,亦无心以"词坛大家"为目标,只是以学人身份适性为词。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了词为"小道"的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小道"观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内涵:早年以经世致用为己任,认为作词是"大雅不为";中年以后方认识到词之妙处在于"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其体擅言诗之所不能言之情志。他所倡之"小道可观"正是在坚持诗词体性殊分的基础上对词的缘情本色认知,反对片面崇比兴寄托以至"锤幽凿险"的词坛风气,坚持自然溢露之真情才能使词臻于"不可言说"的"上上"境界。

尊体意识与南宋词选之兴盛

词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南宋词选的兴盛,是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尊体意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南宋人的尊体意识大致涵盖以词选宣传复雅、为词存史、开立宗派、扩大词之影响等几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对构建当时词选的兴盛局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词选的编纂及词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初“错位尊体”词论的困惑

清初词坛的“错位尊体”理论———“攀附《诗》、《骚》”与“雅正寄寓”，互为发明，关系密切；一者直攀经典，欲从正统观念上推尊词体，以求彻底摆脱词为小道的地位；一者倡导雅正寄寓，欲从教化功能上推尊词体，以求使词承担起言志载道的作用。二者的做法，虽然有颇高尚的理念诉求，却有悖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同时，二者一方面攀附推尊，一方面又自认“小道”，显见理论的矛盾与思维的混乱。因此，尽管“攀附《诗》、《骚》”说与“雅正寄寓”说在清初词坛热闹一时，然而，无论在理论建设或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后者）皆无法取得显著的积极效果；反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矛盾、困惑的窘境；最终只能导致词体诗化、回归诗教。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尊体之论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尊体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诗词同源或同旨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二是从创作实践之难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三是从有补于诗歌艺术表现角度对词体的推尊。上述几个维面所形成的论说线索,从主体上继续展开了古典词学对词之体制的推尚,标示出传统词学尊体之论走过一条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道路,甚富于历史观照价值与社会现实意义。